校長 黃勝勇 語文組 杜紅蘭
一名天主教信徒布克因反對羅馬教廷的刻板教規，1536年鋃鐺入獄。由於他是一位鍾表製作大師，囚禁期間，被獄警安排製作鍾表。在那個失去自由的地方，布克發現無論獄方采取什麼高壓手段，自己無論如何都不能製作出日誤差低於1/10秒的鍾表；而在入獄之前，在自家的作坊裏，布克能輕鬆製造出誤差低於1/100秒的鍾表。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布克苦苦思索著。
起先，布克以為是製造鍾表的環境太差，後來布克越獄逃跑，又過上了自由的生活。在更糟糕的環境裏，布克製造鍾表的水準竟然奇跡般地恢複了。此時，布克才發現真正影響鍾表準確度的不是環境，而是製作鍾表時的心情。
在布克的資料中有這樣的話：“一個鍾表匠在不滿和憤懣中，要想圓滿地完成製作鍾表的1200道工序，是不可能的；在對抗和憎恨中，要精確地磨銼出一塊鍾表所需要的254個零件，更是比登天還難。”
布克後來成為瑞士鍾表業的奠基人與開創者。瑞士到現在仍然保持著布克的製表理念：不與那些強製工人工作或克扣工人工資的外國企業聯合。他們認為那樣的企業永遠也造不出瑞士表。
也就是說：在過分指導和嚴格監管的地方，別指望有奇跡發生，因為人的能力，唯有在身心和諧的情況下，才能發揮到最佳水平。
我們的教育又何嚐不是這樣呢？在自由愉悅的氛圍中才能真正地發展國民教育。
大家知道，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發展史上，第一次文化繁榮思想繁榮的典型表現是百家爭鳴，我們現在仍然津津樂道的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莊子、孫子等都是那個時期光輝耀眼的思想明星，他們的文章，他們提出的思想在兩千多年時間裏一直成為打開中國人智慧之門的鑰匙。不幸的是，隨著秦皇漢武一統天下，百家爭鳴不久就被漫長的封建一尊思想取代了，中國知識分子從此便與思想自由和學術獨立無緣。“獨尊”不僅鉗製了人們的思想，也造成了國民文化的黯然失色。
所以教育的本質不是束縛而是放手。
眾所周知，蔡元培對中國教育文化的貢獻是中國近代史上無人可比的。因為1917年接任北大校長後，蔡元培把陳腐的北大變成了學術至上的真正大學，蔡元培北大改革的靈魂是“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打破了長期以來封建文化專製主義的束縛與壟斷。正因為蔡元培校長開創了一代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的新風，不僅使北京大學很快成為聞名全國的名副其實的高等學府，而且使他成為新文化的發祥地和“五四運動”的搖籃。
除此之外，蔡校長大力支持學生的課外活動組織。“五四運動”前後，北大成立了形形色色的學生社團，例如新潮社、國民社、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學生儲蓄銀行、畫法研究會、書法研究會、靜坐會、哲學研究會等。對一個從來都是厚古薄今、重傳統輕革新的社會來說，無疑是一大革命。從1917年到20世紀20年代初，蔡元培把北大驚人的能量釋放出來了，好像使一潭死水中萌生了綠色的生命。
可見，自由寬鬆愉悅的環境才能使思想得到解放，才能激發人的潛能，才能點燃創造性思維的火花。如果蔡校長也是遵循迂腐保守的老路，實行一言堂，時時處處鉗製師生的頭腦，能有後來朝氣蓬勃的北大嗎？當然不能。可是今天我們的教育體製呢？還是避免不了“一刀切”，從上到下用一把尺子來衡量教育的成效。大家總是拿分數來說話，教育的生態還是以束縛、控製為特征，試想一下，假如大家都隻看分數，哪能有思想的自由翱翔？在管製下、應試中學生能有自己的不同個性嗎？這樣教育的結果隻能是輸出統一模型的產品，絕對不會出現千姿百態的學生。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說過：人像樹木一樣，要使他們盡量長上去，不能勉強都長得一樣高，應當是：立腳點上求平等，於出頭處謀自由。
既然調製鍾表需要愉快的心情，同樣教育也必須在自由愉悅中產生。愉悅自由才能開發潛能，愉悅自由才能使百花齊放。
教育的本質是人的發展，也就是說，教育的過程就是發掘人的天性、潛能以及潛在價值的過程。那麼如何實現這一本質目標？也就是彼岸和目標已經明確，橋和船在哪裏呢？為了尋找出路，我們進行了大膽的探索。特別是為了使學生活潑地主動發展，我們六十七中在哈佛大學研究所發展心理學教授霍華德·加德納（HowardGardner）“多元智能理論”的啟發下，根據學校的實際情況明確提出了“構建激勵教師發展的文化、創造適合學生發展的教育”的理念。這個理念是基於人的天賦差異和社會對人才需求的多樣性提出來的。在這樣的辦學理念指引下，學校為教師的發展搭建了寬廣的舞台，更讓不同個性的學生找到了適合自己的發展平台，讓學校在發展的進程中迸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