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馮母居京以後，發現兒子改變了以前靦腆的性格，若逢休假，就與人訂交約會，甚或把客人請來，熱議國家大事，切磋文字，飲酒唱和，往往夜深了還不散夥。
老太太好記性，凡是來過的客人，都能記住他們的名字，諸如：滿洲慶霖、諸暨餘坤、道州何紹基、天津王益之、南豐吳嘉賓、曲阜孔憲彝、桂林朱琦、山陽魯一同、仁和邵懿辰、湘鄉曾國藩、無錫張端甫……每遇客至，馮母總給做起可口的“麥飯”熱情招待，使朋輩們非常感激。
頻繁的與人訂交、約會，偶爾帶醉而歸，不免引起馮母的戒心，慮恐兒子初做京官，不自約束，遲早會走上邪路。再三叮嚀兒子勤政守職，贏得上司的好評，“不令多結客”。要像鄰居的餘坤先生那樣，利用休閑時間，繼續勤修學業，努力上進。
餘坤因下斜街南端的寓宅太破舊，也移居到了巷北，與馮誌沂比鄰，隔院書室經常傳出餘坤吟誦詩歌的聲音。有時，馮誌沂回家見母親專注聆聽的樣子，故意問誰在吟詩？母親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餘先生唄！先生吟的詩動聽入耳，我還能背誦出幾句呢。母親的話，使他頓然想起餘先生對自己的叱教，記得初次拜訪先生那天，他把曆年作的詩全部拿出請予評點，並且帶有點自負的口吻說：“餘童幼喜讀詩，竊意古人詩非可學而至也，則取近人詩仿之，見者謂：多似袁簡齋、張船山也。”孰料，“君奮筆塗抹，謂：無一篇有當於古人，且諭之曰：子詩近人習氣太重，間露本色乃絕佳，盍求之古人乎？退取漢、魏、六朝、唐、宋詩熟讀之！”
原本想得到餘先生的賞識，豈知帶去的詩作都沒被看好，還給批改得麵目全非，內心很不服氣。回了家，慢慢地冷靜下來，細想了幾天，想開了，認為先生的話有道理，決定“悉取舊作焚棄之”，從頭學起。爾後，凡有新作，必請先生過目指教，輕易不拿出來示人。
餘坤不但詩工甚深，而且為人曠達，不拘小節，馮誌沂既欣賞先生的個性風度，又恭敬的向他討教詩法，彼此之間的師生感情逐漸加深。馮誌沂在《送餘小坡先生出守雅州序》中說：“是時，兩人無日不想見，恒自暮不去，飯至及飯，其飲饌未嚐豫戒，家人其座次酬對，一唯意所適，未嚐為主客禮。他客至，多然怪之，而吾兩人者，但知相見之為樂，不知人世界有是非、毀譽、聚散、離合之足感也。後數年，先生移居益近，而官事及人事益繁，沂亦以職事見拘，兩人恒旬日不相見。然，每讀書有疑及得創解，必以聞，兩家童仆或三、四返。”
十幾年後，馮誌沂在安徽再次看到餘坤的詩稿，仍對先生詩歌的成就讚歎不已：“餘自別君後未嚐廢詩，詩境亦屢變；所遇之境足以發其抑塞磊落之氣者殆過於君，而視君之戛戛獨造，前無古人，殆無一篇足以肩隨其後。故知天資所限，不可強也……披讀再四，追念昔遊如旬日前事耳。”
餘坤的詩賦有何特色？馮誌沂曰：“君詩沉鷙靜細，善發難顯之情，寫難狀之景，其剽悍如古奇才劍客之士，持寸鐵入百萬軍中，人馬辟易；其操縱變化如淮陰用兵，多多益辦，整栗如李臨淮視野，壁壘一新”。
他承認，“蓋吾之學詩，自君始”。
師從餘坤學詩期間，還給馮誌沂留下一段美好的回憶。
那是一個月明星稀之夜，他和王益之在先生家談詩，談得興起時，三人遂生清遊之意，於是推案而起，聯袂步出家門。
京城南郊，遺有燒過磚瓦的廢窯，當地人叫窯台，三個人登上去“據地箕坐”，仰望皎月，放開嗓門大聲呼叫，呼叫了一陣子，站起環視曠野，清暉籠罩，撲朔迷離，恍如幻景。餘先生幽默地說：“長安十萬家，也不過如此而已”。繼而，聊起人事、國事，又慨然悲歎起來，似有多少塊壘不得釋懷，竟至淚下沾襟。
約莫快到子時了，三人相扶走下台墩，沿著荒徑返城，不覺來到陶然亭，門關著，進不去，隻好另辟蹊徑；走著，走著，兀然黑壓壓的城牆橫在前麵，再迂回繞行，撥開葦叢，不慎又陷進泥淖裏，三人相顧放聲大笑不止。
就這樣跌跌撞撞，路過農家的菜園子旁邊時，守園人誤以為來了偷菜的賊，趕緊鳴放鳥槍示警，附近菜農聞聲齊來圍逮，火把下才看清是三個穿著齊楚的城裏人，他們如實向菜農說出實情，立即就被放行。
盡管過了很長時間，每談及此，都失笑當時的狼狽，又很珍視那次月夜清遊逍遙縱任的痛快。
馮母起初不喜歡兒子把大好的時光浪費在應酬紛如的社交活動上，經過觀察、了解，方知與他來往的人，都出自大賢之門，個個才學不凡，而且都有職位，也就放鬆了對兒子的管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