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農村人力資源開發理論綜述
關於農村人力資源開發的問題，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就有不少中國學者致力於這方麵的研究。
王小強、白南生在其著作《富饒的貧困中》認為，貧困地區的貧困是富饒的貧困，那裏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貧困的根本問題是人的素質問題，由於教育落後，觀念保守，豐富的資源無法得到開發和利用。因而發展教育，開發人力資源是貧困地區的根本出路。
鄒德秀先生在其《地區貧困與貧困地區開發》中指出，地區貧困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貧困地區的問題，即區域性貧困，是一種綜合征，需要綜合治理。”“雖然產生貧困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客觀原因可以說是基本原因，但我們治理貧困時，卻隻能首先從主觀方麵入手，這就像一幢房子，修建時從地基、從下麵開始往上修，而拆的時候卻是從上麵往下拆。”貧困地區的治理需要優化經濟結構，也需要控製人口增長，發展教育，引進人才，推動勞務輸出。
趙曦認為，“教育衛生事業發展的普遍落後所導致的人力資本積累水平的低下是中國西部貧困地區扶貧攻堅麵臨的最大困難。”“從國際經驗來看，貧困地區發展的最大阻力來自低素質人力和低效率的生產以及嚴重不足的社會服務，如果不對窮人的人力資本作較大的投資，那麼減輕貧困的努力不太可能取得成功。”貧困地區的教育投資主要由地方政府來承擔，由於長期以人均收入作為衡量貧困人口和地區發展的主要指標，貧困地區政府普遍重視經濟增長，在這樣的格局中，教育發展不僅不易得到貧困地區地方政府的重視，而且貧困地區捉襟見肘的貧困地區財政籌集到足夠的教育經費的可能性很小，這就必須高度重視中央政府在西部貧困地區教育發展中的作用。
Bjorn Gustafsson和魏眾研究表明，較高的戶主受教育水平意味著較低的貧困率。高教育水平對從事非農活動有正麵的影響。高教育水平和低貧困率間的一種可能的機製是移民到經濟上更為優越的地區。教育對貧困的許多影響是間接的，教育主要通過影響一個人從事什麼活動、居住在何處與擁有和控製什麼來減輕貧困。他們認為，個人和家庭脫離貧困的首選是移民，其次是從事非農活動和計劃生育。
蔡寶來、王兆璟認為在維持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社會大係統和各個子係統協調運行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是人，決定21世紀戰略西移目標能否實現的關鍵因素是人。由於人，特別是作為具有能動作用的勞動力，在維持係統平衡和協調運行以求可持續發展中具有主導地位和關鍵作用，而素質低下的勞動力則對係統運行產生負麵的作用。在貧困地區可持續發展中確立教育“超級產業”的地位非常重要。當前，抓好現有勞動力後備資源的文化教育和職業技術培訓，對貧困地區來說顯得尤為迫切。
陸華傑認為貧困地區能否有效地扶貧、開發，取決於三個基本條件：一是自然資源條件，二是經濟資源條件，三是人力資源條件。過去，我們在扶貧開發實踐中過多地強調前兩個條件。從長遠觀點上看，人力資源條件（特別是人力資源質量條件）將是扶貧開發的核心，因為自然資源的利用和經濟資源的開發是以人力資源開發為先決條件的。扶貧開發應當適時地完成從物質資本向人力資本投入的轉變。反貧困行動是對人的一種投資，它所達到的最終目標是人的長期發展。從開發式扶貧角度講，今後的扶貧方式應逐步從以物質資本投入為主轉向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的方向過渡。從長遠來看，雖然人力資本的投入可能會犧牲眼前的經濟利益，但卻會大大增加未來反貧困的潛在能力，這是中國能否徹底消除貧困的關鍵。
以上學者都指出了開發人力資源，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是扶貧開發的關鍵。Bjorn Gustafsson和魏眾認為教育可以促進農民遷移到發達地區，可以促進農民的非農就業進而幫助農民脫困。但是所有的學者都未能指出開發人力資源的具體對策，包括誰來開發農村的人力資源，對農民進行什麼樣的教育是最有效的人力資源開發手段，如何保證投資與收益等等。這些文獻都研究了農村人力資源的開發，但是沒有涉及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大舉進城務工中的人力資源開發問題。
1.2.2 農民的職業教育和培訓理論綜述
1.2.2.1 新中國成立前的中國農民職業教育理論和實踐
中國職業教育的實踐發端於清朝末年，以發展國計民生，謀求國家富強為教育宗旨。1862年，馬尾船政學堂建成，這裏開始培訓技術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20世紀初，社會各界振興實業的呼聲高漲，清政府對各類實業學堂從製度上給予肯定。學部奏折提出：方今環球各國，實利競爭，尤以求實業發達為要政，必人人有可農、可工、可商之才，斯下益民生，上裨國計。
辛亥革命之後，實利主義教育受到新興資產階級的重視。孫中山認為，民國建立，民族、民權的問題基本解決，應集中精力解決民生問題。他號召學界努力謀求建設之學問，要求在學校中對學生因材施教，按其性之所近，授以農工商技藝，使有獨立謀生之才。
蔡元培把實利主義教育列為教育方針五項內容之一。按照他的解釋，今日世界所恃以競爭者，不僅在武力，而尤在財力。“實利主義教育以人民生計為普通教育之中堅”。“我國地寶不發，實業界之組織尚幼稚，人民失業者至多，而國甚貧，實利主義之教育，故以當務之急也。”蔡元培強調實利主義教育為當務之急，並且把算學、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乃至樹藝、烹飪、裁縫、及金、木、土工等都歸入實利教育的內容。這些主張，體現了當時社會發展對科技和應用人才的需求。
陸費逵認為，國民要自立，必須具有生活之智識，謀生之技能，而能自食其力。在他看來，實利主義教育不僅有利於開發實業，增進國力，而且可以高尚人格，養成人人勤儉、耐勞、自立自營之美德，開民智，新民德，推動社會進步。實利主義教育經蔡元培、陸費逵的倡導成為當時有重要影響的教育思潮。1913年8月，教育部公布實業教育令，以教授農工商業的必備知識技能為內容，分實業教育為甲乙兩種：甲種施以完全的普通實業教育，乙種施以簡易的普通實業教育；並將過去的高等實業學堂改為專門學校，分農、工、商及醫學等。此外，還增設女子實業學校。
1916年，黃炎培組織了江蘇教育會附設職業教育委員會。1917年，黃炎培發起成立了中華職業教育社，1918年在上海成立了中華職業學校。他認為職業教育的目的是“一、謀個性之發展；二、為個人謀生之準備；三、為個人服務社會之準備；四、為國家及世界增進生產力之準備。”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興起了一場鄉村建設運動，參加這一運動的學術團體和教育機構達600多個，建立了各種實驗區1000多處。當時，許多知名的教育家、社會學家如陶行知、黃炎培、晏陽初、梁漱溟等人和他們發起成立的中華教育改進社、中華職業教育社、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鄉村建設學院等社會團體，有感於中國鄉村經濟凋敝、農民愚昧、學校荒廢的狀況，尋求救國之策。他們認為，欲救中國，必先救中國之農村，紛紛提出“到農村去”，“到民間去”，試圖從改造鄉村教育入手達到改造農村，建設新農村的目的。這次鄉村建設運動是近代中國農民教育和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開端，他們努力探索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符合中國鄉村實際的鄉村教育和鄉村建設之路。鄉村建設和鄉村教育運動“有組織、有目的；有理論、有實踐；聲勢浩大，影響深遠。”
梁漱溟認為“隻有鄉村安定，乃可以安輯流亡；隻有鄉村產業興起，可以廣收過剩的勞力，隻有農產增加，可以增進國富……”要民族自救、民族振興必須從鄉村教育入手，從頭開始。中國“已破壞到體無完膚，不堪收拾，非從頭建設不可！這一點從頭建設的工作，全是教育工作。我們一點一滴的教育，就是一點一滴的建設；一點一滴的建設無非是一點一滴的教育；隻有從一點一滴的教育著手，才是一點一滴的建設。”
梁漱溟倡導並建設的村學鄉學是一種政教合一的組織，由學董、學長、教員和學眾四部分組成。學董由村長和有聲望的熱心公益者擔任，學長是村中或鄉中群眾推舉的齒德並茂者，學董和學長都由縣政府聘任；教員不僅僅是教書，而且有推進鄉村社會工作的責任，學眾是一村或一鄉所有的人。村學設兒童部、成人部和婦女部，兒童部相當於國民小學的初小，白天上課，課程也與初小基本相同。成人部和婦女部主要是晚上上課，課程有識字、唱歌、軍事訓練，除此以外，各鄉村小學還根據需要開設實用課程。結合農時舉辦農業技術培訓班、結合生活舉辦縫紉、烹飪班。鄉學設立升學預備部和職業培訓部。升學預備部是高小，職業培訓部針對各村18-40歲的成年農民進行職業培訓，傳授農業科技知識，推廣農業技術。
梁漱溟認為教育是鄉村建設的必由之路，“鄉村建設”是梁漱溟的根本主張，是他拯救中國，恢複倫理本位社會的法寶。他認為教育與鄉村建設的關係就是道路、方法與目標的關係，教育是實現鄉村建設目標的道路與唯一方法。
與梁漱溟同一時代，開展鄉村建設試驗並努力推動平民教育運動的還有晏陽初。1920年，他受中國青年會的邀請主持了長沙、煙台、武漢的城市平民識字教育試驗。1923年，他與陶行知、朱其慧、蔡元培等在北京成立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簡稱平教會）。1926年，晏陽初在河北定縣翟城村開展平民教育和鄉村改造試驗。30、40年代，開始定縣實驗縣、衡山試驗縣、新都實驗縣和華西試驗區的平民教育計劃，開始了平民教育的新階段——鄉村建設運動。
晏陽初認為中國當時的問題不是別的，就是民族衰老、民族墮落、民族渙散，其根本是人的問題。由於農村人口占80%，因此要特別注意農村人的問題，在農村又要特別注意青年男女。在全國四億人中，農村青年至少有8000萬，隻要把這8000萬農村青年改造出來，無論什麼國恥也雪得掉，一切建設也都有了鞏固的根基。因此平教會提出“除文盲、做新民”的口號。在平民教育中，他們發現了中國人的基本缺點是“愚”、“窮”、“弱”、“私”四種。這四種缺點是有因果關係的，即愈愚愈窮、愈弱愈私。針對中國社會的這四大病，他提出四大教育：以文藝教育培養知識力，以救農民之愚；以生計教育培養生產力，以救農民之窮；以衛生教育培植強健力，以救農民之弱；以公民教育培植團結力，以救農民之私。為了推行四大教育，又提出了“學校的”、“家庭的”、“社會的”教育三種方式連環進行的設想，力圖實現政治、教育、經濟、自衛、衛生、禮俗六大整體建設，以增進農民的“知識力、生產力、強健力和團結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