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書民的觀點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認為西部農村人力資源豐富，但勞動力整體素質比較低，這已成為製約西部農村經濟發展的“瓶頸”。開發西部農村人力資源要從農村基礎教育抓起；重視和加強農村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通過多種形式和途徑拓寬農村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渠道，培養大批西部農村經濟建設能留得住、用得上的各類人才。
王鳳雲提出應大力發展農村教育事業，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增強農村剩餘勞動力的競爭力。要重點抓好外出勞動力的技能培訓，根據市場需求有針對性地舉辦各類專業技術培訓班。
田培仁認為在勞動力轉移的過程中，勞動力的文化素質及技能水平直接決定轉移的速度和穩定性。對農民進城務工人員要做好以下培訓工作：一、貫徹學曆教育和非學曆教育並舉、培訓證書和職業資格證書並重的原則，推動國家勞動預備役製度和職業資格證書製度的實施；二、組織和引導農村職業中學、鄉鎮成人教育中心等與外地經濟發達地區用人單位、勞務中介機構對接，簽署合作協議，建立集職業培訓、科技傳播和比較固定的勞務輸出為一體的農村青年外出務工機製。形成訂單培訓、定向輸出的農村青年培訓新方式，促進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農民增收、農村的繁榮與穩定。
雷世平認為由於農村勞動力素質偏低，農村勞動力隻能實現低層次、不穩定的轉移。近年來，外出流動就業的農村勞動力數量在增加，但必須看到，由於自身素質的影響，他們轉入非農產業從事的都是農產品的粗加工、商業飲食業、服務業、建築業、服裝業等技術含量不高的勞動密集型行業，而且在大多數地區，絕大多數轉入非農產業部門的勞動力，不敢完全擺脫農業，放棄土地承包權，仍然利用閑暇時間或用家庭輔助勞動力來經營農業，有相當多的勞動力具有季節性特點，農閑務工經商，農業轉移的勞動力近60%具有兼業性，屬於亦工亦農的轉移，他們大多數人的就業並不穩定，能夠完全脫離農業在外定居的更是鳳毛麟角。這種不穩定的低層次轉移，一旦受國家大的宏觀經濟環境的影響，就很容易形成農村剩餘勞動力大量回流的現象。因而發展職業教育減少低素質勞動力供給，是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治本之策。
韓雲鵬認為目前我國農村職業教育的辦學指導思想或者說辦學定位問題，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主要表現在：一是對“農”字的理解太狹窄，往往局限於傳統農業；二是對培養目標的定位太落後，仍然局限於培養“不離土，不離鄉”的“紮根派”；三是對農民和就業市場的新需求不適應，仍然在開辦遊離於經濟建設主戰場的、對農村青年毫無吸引力的傳統專業；四是把農村職業教育局限於高中階段或者職業高中，忽視了大批不能進入高中階段的初中畢業生，而這些占初中畢業生60%以上的農村青年更加迫切需要接受不同程度的職業培訓。此外，我國農村職業學校辦學模式比較僵化，片麵追求學曆層次，忽視職業培訓。可以說，農村職業教育近幾年的招生難、辦學難、學生就業難和農村職業教育自身定位不準，模式僵化有很大的關係。我國農村社會正處在轉型過程的動態發展中，農村職業教育也要與時俱進，動態變化。要重新確定新時期農村職業教育的培養目標，關鍵是要解決廣大農民的不充分就業問題，為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服務。
張紅宇認為要實現農村勞動力的充分就業，通過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勞動力素質十分重要。從滿足經濟發展對就業崗位的要求來看，今後一個時期，職業和技能培訓要突出幾個重點：其一是強調專業技能培訓。農村勞動力專業培訓要以提高職業技能為重點。區分不同行業、不同工種、不同崗位，對外出就業的農村勞動力進行基本技能和技術操作規程的培訓，做到與崗位需要緊密聯係。最直接的辦法，就是鼓勵各類培訓機構主動與勞務市場和用工單位簽訂合同，定向培訓。其二是搞好政策、法律法規知識培訓。幫助外出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及時了解有關勞動工資、社會保障、投資創業等方麵的政策規定，熟悉《勞動法》、《安全生產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農村土地承包法》、《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等法律法規，增強他們預防和處理不測事件的能力。其三是要多渠道、多形式開展農村勞動力轉業培訓。要充分利用現有農村中小學、中等農業學校、農業廣播學校、農業技術推廣中心和培訓中心等各類學校、培訓機構現有的培訓場所、設備、師資等資源，開展遠程教育，辦短期培訓班，專題講座和夜校等，搞好農村勞動力轉業培訓工作，為農民的分工分業創造條件。其四要提供信息服務。要建立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管理檔案，掌握農村勞動力資源分布與就業狀況。積極引導農村勞務服務中介組織的發育，多渠道開展勞務信息服務。在培訓的基礎上，積極探索職業培訓與勞動力轉移的銜接機製，努力把技能培訓、就業介紹、就業後的服務管理融為一體。
張傳燧等人認為要使成人教育和職業教育與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實際相適應，首先要改變封閉的辦學模式，調整不合理的教育結構。到目前為止，農村很多成人學校和職業學校，辦學模式封閉，培養目標單一，專業設置老化，教學內容陳舊，脫離城鄉二、三產業發展和農村剩餘勞動力非農化就業轉移的實際需要。教非所需，學非所用，學生、家長和農村社會對農村職業中學失去信心和興趣，導致生源困難，效益不高，這是農村成教和職教滑坡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時，片麵追求正規化，盲目追求數量不顧質量，攤子鋪得過大，脫離當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具備辦學條件，也是很多職業學校感到維持艱難的原因之一。因此，必須采取外向型、開放式辦學模式，主動適應農村和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提高辦學質量和辦學效益，是農村成教和職教的必然選擇。其次，要采取多形式、多層次辦學。應從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實際需要出發，做好多種形式的短期培訓和崗位培訓工作。農村勞動力特別需要一些投入少、培訓周期短、見效快、通俗易學實用的職業教育項目；應把職業培訓與訓後求職聯係起來，使職業技術培訓有助於農村勞動力轉移和選擇職業，提高收入。應把職業技術培訓作為農村成人教育工作的重點，提高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就業能力。同時還應進行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就業、生活、保險的政策、法規和一些基本的法律、政策教育（如《勞動法》、《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計劃生育製度等）；社會意識和公民意識教育；培養農民群眾特別是青年農民的創業精神和開拓精神等。由於農村成人教育和職業教育與社會經濟各部門的聯係直接而又密切，應當充分發揮社會力量辦學在實施轉移培訓戰略中的積極作用。各級主管部門應加強管理，促進社會力量辦學向規範和健康的方向發展，形成部門配合、社會參與、多渠道辦學的新格局。
朱啟臻認為發展農村職業教育，必須與成人教育融為一體，要麵向農民建立適合市場經濟體製的現代職業教育新體製。從根本上轉變農村職教的辦學方向。農村職業教育不等於隻是興辦職業高中，也不能由教育部門一家唱獨角戲。要在當地政府統籌下，組織動員農業、科技、鄉企、農機、水利、水產、林業、供銷、政法、金融等各部門參加，優勢互補形成合力；農村職教要走出跳農門、搞學曆的誤區，而應該把坐標定在改造社會，解決農民生產、生活的實際問題和為農民脫貧致富服務；農村職教要徹底改革普通中學或者中專學校辦學模式，要以短為主，走多形式、多層次、多渠道辦學的路子。
袁麗英認為農村職業教育要與農村經濟、社會形成協調發展、良性循環的機製，極為重要的是農村職業教育供給結構必須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結構相適應，但目前兩者的錯位現象比較突出，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一、培養目標不適應。培養目標狹窄，不能適應農村經濟對複合型人才的需求；有些學校片麵地認為農村職業學校就是培養具有熟練技術的農民和工人，對學生創業意識、創業精神、創業心理品質和創業能力重視不夠，致使學生走上社會後缺乏良好的職業適應性；學校培養目標的劃一性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梯度性相脫離；二、專業結構不適應，職業教育的專業結構應與國家、省及各地區產業政策相適應。但目前農村職業學校專業結構與經濟發展存在失衡現象；三、層次結構不適應，初中高級職業技術教育和培訓失調；四、布局結構不適應，多年來學校布局小而散、專業布局重複無序的不合理狀況依然嚴重存在。布局不合理帶來的直接後果是有限的教育資源難以優化配置，造成人為的浪費現象，且規模效益大大降低。
湯敏提出要把擴大中等職業教育當成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切入點。貧困地區的農民很難走出來進入城市，他們對城市不太了解，他們很害怕，這在市場中也是很正常的現象。如果能通過培訓來幫助這些弱勢的農民，使他們跟富裕地區的農民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那麼就可以加快他們的進城速度。在中等職業擴招的過程中，首先幫助貧困地區的農民走出來，把擴大中等職業教育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中等職業學校應當民營化、市場化。中小學教育最好不要營利，但是職業教育可以營利，因為隻有利益驅動，才有企業去投資。
對於農民職業教育和培訓的研究不少學者和專家進行了實踐、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不少實踐成果和理論成果。然而相對於普通教育的研究，學者們對於職業教育的關注少得多，對於農民的職業教育關注的就太少了。對於農民的非農職業教育的關注和研究就更是少得可憐，在這一方麵的理論研究遠遠落後於農民以及農民培訓的相關組織機構的實踐。不少學者都認為，應加強農村人力資源開發，加強農民的職業技術教育和成人教育；農民職業教育應該適應農村產業結構的變化，應該相應的調整專業結構、層次結構。然而對於如何推進農民職業教育缺乏深入的研究，農民的非農職業教育牽扯到很多問題，農民非農職業教育的本質、農民的非農職業教育和培訓需求、供給主體的問題、職業教育投資的問題、職業學校的管理問題、就業指導的問題以至師資問題等等。對於這些問題如果不進行充分的研究，農民職業教育的政策就會出現偏差，農民的職業教育實踐就會在誤區中打轉，永遠走不出困境；農民實現較為穩定的就業，進而脫貧解困的願望就永遠難以實現；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國家戰略目標也就難以達到。本書嚐試對上述問題進行探索，希望能對農民就業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