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農民工勞動力市場的過渡性
西安的民工勞動力市場還很不健全，具有明顯的過渡性。王漢生在《當前廣東外來勞動力的特征和麵臨的問題》中稱之為“過渡性勞動力市場”。從交易的場所看，很多農民工勞動力市場是在街頭巷尾，在人流密集，交通方便的地方自然形成的。這些地方甚至連遮風擋雨的設施都沒有，一陣雨來了，所有的人就鳥獸散了，市場頓時化為烏有。西安市碑林區花費了相當大的代價在環城南路興建了可以遮陽避雨的勞務市場，但是場地規模不夠大，高峰期時裏麵擁擠不堪，7月份裏麵高溫難耐，有不少民工還是占領了馬路兩旁的人行道。這個市場掛的牌子是碑林區臨時勞務市場，管理人員也是臨時工，其過渡性是顯而易見的。
第六，農民工勞動力市場的邊緣性
勞動力市場劃分理論認為，並不存在一個統一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市場可以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主要勞動力市場提供的是大公司、大企業和大機構中的工作崗位。這一市場提供的工作就業穩定、職業有保障、工資高、工作條件好、享有平等的晉升機會。次要勞動力市場和主要勞動力市場相反，提供的工作崗位不穩定、流動性大、工資低、工作環境差。農民工勞動力市場在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中恰恰屬於次要勞動力市場，大多數工作崗位是在小企業、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居民家庭裏，跟主要勞動力市場相差甚遠，因而，農民工勞動力市場是邊緣性的，被主流社會長期漠視。隻有處在社會邊緣，社會底層的農民來這裏尋找工作，很少見下崗工人來這裏，更不要說大學生了。近年來，三農問題引起人們的關注，農民工勞動力市場也引起了一程度的重視，但這僅僅是一個開端，要完成從觀念層麵到政策、製度、操作層麵的根本轉變還有一個過程。
由於目前為農民工服務的農民工勞動力市場具有自發性、原始性、靈活性、季節性、過渡性、邊緣性的特征，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嚴重地阻礙了農民進城就業。由於城市初級勞動力市場需求空間有限，而進城求職的農民幾乎是無限供給的，農民在城市非農部門就業困難重重。
此外，城市下崗職工的競爭也給農民進城打工帶來了一定的衝擊。城市在調整經濟結構，企業在實施兼並、重組和破產的過程中，出現大批下崗的正式職工，他們仍要重新就業。城市政府為解決下崗失業問題，製定了一係列對農民工的歧視政策，限製農民在城市就業的行業和工種，積壓了農民工的勞動力市場，這就加大了農民進城就業的難度。
3.1.3 農民自身素質對其非農就業的約束
除了諸多客觀因素阻礙著農民的非農就業以外，許多主觀因素也阻礙農民進入城市或者到發達地區尋找就業機會。
第一，農民思想觀念的約束。農村地區的種種地理的、曆史的、經濟的、社會的原因，以及貧困地區農民比較保守的思想觀念，嚴重的束縛了部分農民到異地尋找就業機會。思想觀念保守主要體現在對新事物的接受上，對新的技術、新的職業、新的生活方式的接受和認同上。
中國農村幅員遼闊，城市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而中部地區城市少，城市化的進程相對緩慢，農民距離城市較遠，思想觀念保守。貧困地區更為封閉，先進的文化更難進入，所以貧困地區的農民思想觀念就更為保守。很多從中國貧困地區的分布來看，貧困地區的人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區。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的592個貧困縣，東部地區有105個占總數的17.7%，中部地區180個，占總數的30.5%，位於西部地區的307個，占總數的51.8%。我國的貧困地區可以分為22個區域：沂蒙山區、閩粵山區、五指山地區、努魯爾虎山地區、毛烏蘇地區、太行山地區、大別山地區、武陵山區、井岡山贛南地區、九萬大山地區、桂西北地區、呂梁山區、陝北地區、三西地區、秦嶺大巴山地區、烏蒙山地區、滇東南地區、橫斷山區、海東地區、海西地區、西藏地區、南疆地區。可以看出，貧困地區主要分布在山區，山區包括山地、丘陵和崎嶇的高原。
由於山區地形複雜，地勢起伏不平，相對高度大，溝壑縱橫，地麵破碎，交通極為困難，和外界的物質文化交流都比較少。這裏的人際關係較為單純，基本上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結合，業緣關係比較淡薄；人們居住比較分散，基層社區多為零星分布的散村社區，或規模不大的集村社區，集鎮社區很少。由於和外界交流少，商業文化意識淡薄，群眾觀念守舊，競爭意識不強。三十畝地一頭牛，娃娃老婆熱炕頭的生活理想還比較流行。
從曆史上看，中西部地區對外開放的較晚，商業文明和現代政治文明在這裏的影響還有限。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後，東部地區就被迫對外開放五個口岸，後來增加到十幾個，二十幾個。外國人在東部開工廠、建洋房、設銀行，洋務派的洋務運動也主要是在東部地區進行的。新時期的改革開放也是從東部開始的，最初的五個特區都在東部。而中西部地區，在明清時期就比東部落後，無論是在經濟方麵還是在文化方麵。
唐五代以後，西北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就日漸凋零。宋代至清代的教育主要是教授儒家經典，學生通過科舉考試篩選，先鄉試，再會試，步入仕途。清代西北地區鄉試考點隻有西安貢院一處，甘肅、寧夏、河西和新疆的士子隻能千裏迢迢來應試，參加考試耗時長，耗費多，抑製了西北文化和教育的發展。清朝末年，洋務派提倡西學，京津和南方興辦外語學校、工業技術學校、軍事學校，引進西方科學技術和文化，可惜這股西風沒有吹到西北地區。1902年甘肅創辦甘肅高等學堂，1912年陝西才開始籌辦西北大學，1931年籌辦西北農林專科學校。直到抗戰時期，華北地區一些高校遷到西北，才推動了西北文化教育的發展。但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三四十年代這些學校剛剛遷入，還處於不斷的遷校和建校過程中，不可能提供大量的建設人才。抗戰勝利後，在西南西北大後方的學校和各種文化機構又都遷回東部去了。新中國成立後，邊區的學校和文化團體幾乎都遷到北京去了。
由於曆史的原因，中西部地區的人們受到外界的影響少，工業、商業文化、現代政治和科學文明的濡染有限，人們的文化程度普遍較低，接受新信息的能力有限，導致農村人口思想保守、行為守舊。
長期處於貧困狀態，也會使人的思想觀念趨於保守。有人認為，農民的理性是生存理性，他們的行動原則是以維持生存為最高原則或底線的。中西部地區的農民收入少，積蓄有限，因而他們寧願堅持千百年來的傳統生產方式，因為這種方式對他們來說，風險最小。中國農民因為他們不需要太多的投資，傳統的精耕細作的經營方式投入的主要是勞動力，加上中西部地區缺乏其他就業機會，因而勞動力的機會成本非常低，因而這種方式是風險最小的。如果讓他把微薄的積蓄或者不多的一點口糧，用於投資，對他們來說風險太大了。因而他們天然的厭惡風險，隻要能活下去，他們是不願去冒險的。他們一般也不願意負債，因為一旦負債，在收入有限的情況下，要還債是不容易的。隻有沒有風險的事情他們才肯去幹。
在這種情況下，要他們接受新的技術、從事新的職業都是困難的，因為應用新技術是需要成本的，學技術也是要投入的。不少農民甚至不願意買一本幾塊錢的實用技術的小冊子，他們是真正的實用主義。當然農民還是理性的，隻要他們認準風險小，有利可圖的事情，他們也不會讓機會白白錯過，農民工們出門闖天下就是他們理性選擇的結果。但是到目前為止，外出打工的人還是少數人，相當一部分人沒有出來打工還是因為思想觀念保守，厭惡風險。
第二，農民文化技能的約束。農民的文化技能是又一個阻礙農民就業的障礙，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在這方麵的障礙就更大。在日益市場化、城市化的現代社會裏，文化和職業技能的學習和積累越來越依賴學校教育這種社會製度來完成。但是，現代學校教育的費用也是相當昂貴的，它比私塾和學徒製的費用要高得多。由於地方財政入不敷出，加上多年來實行分級辦學製度，鄉村教育主要靠群眾集資和學生繳納的學雜費辦學。這就使得中西部地區的教育困難重重，步履維艱，農民接受的文化和技術教育非常有限。
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教育是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方式。教育對個人來說，它可以使個人未來的收入更高；可以使個人未來的生活質量更高；可以使個人未來身體更健康；可以使個人獲得有效地分配和利用時間的能力。對社會來說，教育可以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來促進經濟增長；可以提高工業投資的效益；可以促進就業；可以使社會分配趨於平等；也可以降低人口出生率。
教育在勞動力市場上扮演一種信號作用，接受較高的文化和技術教育，意味著此人具有較好的智力、知識和能力，也就意味著擁有較多的人力資本。教育促進就業和社會分配的前提是人們接受機會較為均等的教育，不平等的教育會加大人們之間的收入差距。中國農民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城鄉教育之間的巨大差異。貧困地區文盲多，文化教育事業發展落後，這成為農民就業的大障礙。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來的我國農村勞動力文化狀況單位：%
隨著勞動就業製度的改革，限製農民進城就業的法律、政策將逐步取消，然而，許多行業和就業部門在就業中樹起了新的門檻——文憑。就業由先看身份，再看能力，逐步向不看身份，隻看能力過渡，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然而，無論是所謂能力導向的國家就業準入製度，還是用人部門的文憑主義，都是農民就業的障礙。因為在教育投入偏向城市的前提下，倡導國家就業準入製度，實際還是對農民的一種隱性的就業歧視。
3.1.4 農民的社會資本的約束
美國社會學家普特南認為社會資本是“能夠通過推動協調的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的信任、規範和網絡”。國內學者關於“社會資本”概念的界定，代表性觀點有以下幾種：把社會資本簡單地定義為社會關係網絡（張其仔）；社會資本是個人通過自己所擁有的網絡關係及更廣闊的社會結構來獲取稀有資源的能力（朱國宏）；社會資本是行動主體與社會的聯係以及通過這種聯係攝取資源的能力（邊燕傑）等。目前，國內大多數學者是從社會關係網絡的角度來界定和研究社會資本的，這方麵的研究在國內具有較高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