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經濟體製逐漸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生產力得到了長足發展，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居民收入水平不斷增加，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完成了“生存型—溫飽型—小康型”的三級跳躍，居民家庭資產也從無到有，從少到多，並以各種形式的資產（實物資產和金融資產）表現出來，居民家庭資產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由於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建立、發展與深化，居民家庭資產結構呈現多元化趨勢，居民資產選擇行為變得越來越複雜。有效的資產選擇和配置方式會對居民資產總量的增長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其資產配置效果對整個金融係統功能的發揮和社會經濟穩定的發展也有著重要的作用。同時由於收入製度、醫療製度、教育製度、住房製度等一係列製度改革的逐步推進與完成，居民家庭之間的財產差異也日益暴露出來，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加上我國特有的二元社會結構，也給我們研究不同於西方國家的居民家庭資產選擇行為提供了很好的經濟社會背景。
經濟增長理論告訴我們，消費和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目前居民儲蓄在國內資金積累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據統計，
截至2013年末，我國居民儲蓄存款餘額為447.602億元，比1978年末增長2124倍。
自經濟體製改革以來，居民儲蓄一直呈高速增長態勢，居民儲蓄率不僅高於GDP增長率而且高於居民收入增長率。銀行存款仍是居民金融資產選擇的主要渠道，房地產支出在實物資產中占比最大。因此，應認真研究居民家庭資產選擇的動機、行為、結構變化和經濟社會效應；各種不同特點的居民家庭之間資產總量與結構有何差異；市場上的金融產品是否滿足居民家庭的投資需求等。剖析這些問題，分析其原因，不僅可以認識居民家庭資產選擇的特點，完善居民家庭資產選擇行為理論，而且有助於了解不同家庭投資需求，促進居民家庭資產選擇行為合理化，同時為政府引導居民進行合理的消費和投資，製定縮小居民家庭貧富差距的宏觀經濟政策，從而推動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地增長，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
經典的投資組合理論的前提條件都非常嚴格，認為每個投資者都是理性人，具有理性預期、風險回避和效用最大化等特點，而這些前提都與現實的情況有一定的差異。行為金融學則從實證的角度研究了人們如何理解和利用信息並做出投資決策，以及在此過程中人的行為認知偏差對決策的影響。該理論認為投資者不是理性人而是普通的正常人，投資者不是同質的也不是風險厭惡型而是損失厭惡型的，同時市場也並不是有效的。居民家庭作為投資者需要在投資風險和報酬之間進行權衡以達到投資收益最大化。因此，研究在經濟轉軌背景下的我國居民家庭的資產選擇：一是可以對投資者的投資組合相異現象進行解釋；二是檢驗儲蓄理論在居民資產選擇中的適應性；三是針對我國二元社會結構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資產選擇行為的差異的內在根源，如從認知、偏好、製度、不確定性等角度深入分析。因此，該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