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老百姓看貧富差距
出於源遠流長傳統文化沉澱和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心理定勢，出於一如既往的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趕超信念，炎黃子孫對於祖國的積弱積貧這一曆史現象更多地顯示出痛苦和不安。調查表明，平民百姓對我國貧富差距狀況頗為關注。
調查中問題之一：“您怎樣看我國目前貧富差距問題？”回答“很嚴重”的占26%，“比較嚴重”的占47%，答“一般”的占13%，“不太嚴重”的占6%，答“不嚴重”的占1%，其餘表示“說不清”。總的看，認為貧富差距比較嚴重的高達73%，反映大多數人對不平等狀況憂心忡忡。
問題之二：“為什麼社會上仍然存在窮人階層？”回答“個人原因造成”、“家庭”、“社會問題”的分別占15%、2%、54%；其餘皆未置可否。在表達自己觀點的被問者中過半的比例都認為“窮人階層”由社會原因所致，表示了與評價上述貧富差別問題時的同一傾向，即對社會造成這種重大差別狀況的普遍不滿，同時，也體現了平民百姓對窮人的同情和關注。
問題之三：“是否可以建立一些民間慈善機構幫助窮人？”回答“是”的占80%。由此可見，中國當代活雷鋒、王傑大有人在，他們仍然保存著那顆扶貧攜弱的真善美心靈。總之，對富人的不滿和對貧富差距現狀的焦慮成為主導意識，當引起決策者高度警覺。
（2）“兩代會”關注貧困問題
在2000年的“兩代會”上，西部大開發問題成為代表、委員最關注的議題。縮小貧富差距、解決貧困問題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貴州省代表認為，中央必須采取強有力的宏觀調控手段使縮小東、西部貧富差距的目標真正付諸實施。甘肅省代表認為，市場經濟改革中許多矛盾十分突出，難以回避，其中發達地區與貧困地區經濟差距拉大，是當前議論最多、日益尖銳的矛盾焦點。解決這個重大問題是議事日程的當務之急。原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在接受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記者采訪時，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不僅是中國，在世界上貧富地區差距都有拉大的趨勢。不平衡發展是絕對的，但超過一定限度後，一方麵會產生對環境、生態等各方麵的影響，更嚴重的是會造成社會不穩定。中國曆史上有很多例子可以說明這個問題。胡鞍鋼等學者曾對在中央黨校學習的來自全國各省、地、縣的近200名縣級以上幹部進行了問卷調查。93%的人認定目前中國貧富差距過大，已超過了必要的限度，認為“解決這個問題迫在眉睫”的和“不解決會導致社會不穩定”的分別占96%和84%。這些地方幹部的意願清楚表明貧困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有些省、地領導認為，民族矛盾、民族關係的走向與貧富差距的走向密切相關，不容忽視。在2000年“兩代會”上，來自四川、西藏、新疆、寧夏、甘肅、青海、貴州、雲南、陝西、內蒙古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就縮小東西部差距問題，提出了很好的建議。江澤民同誌就縮小地區差距問題同寧夏、甘肅代表進行座談，強調要通過擴大開放和密切合作，促進共同繁榮、共同發展。
（3）三大差距與日俱增
一是由來已久的經濟發展速度差距。80年代流行提法是，把我國東、中、西三大地帶存在的經濟差距稱為“經濟發展梯度格局”。這種梯度格局到90年代仍然存在，甚至日益明顯。2000年，東西部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速度為18%和12%。根據卡斯特經濟中心評價，中國經濟發展格局在2000年第一季度為：東部呈現投資快速增長、工業生產穩定、物價回落、市場繁榮的發展格局；中部內部差異大，部分省發展勢頭好，已步入追趕東部的曆程，不過在東部經濟全麵複蘇後，中部的持續增長將麵臨新的挑戰；而西部的增長潛力相對較弱，物價在高位徘徊，減勢緩慢，與東部距離還在繼續擴大。二是最令人憤憤不平的收入差距。從人口群體的收入差距來看，2000年10%最高收入家庭與10%最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年收入差距為5倍。從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來看，全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全部收入接近6000元，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及內蒙古等西部省區低於全國平均水平20耀50個百分點。位居全國第一的廣東省比最低的內蒙古高出75%以上。2000年全國農民人均現金收入為3000元，高出全國平均水平的省市有10個，上海、浙江、廣東、北京、江蘇等遙遙領先；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省區有10個，其中甘肅、貴州、青海、陝西、河南等貧困省居後。上海最高達8000元，比最低的甘肅高6倍之多。三是消費水平上的貧富差距也存在同樣擴大趨勢，2000年全國農民人均現金支出為2000元，與1998年、1999年比，仍然是上海消費水平最高，甘肅、貴州、青海、陝西、河南等貧困省居後，與人均收入排序相似。其中，上海比甘肅人均現金支出和人均生活消費水平分別高出6倍和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