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民工潮”的思考
世界銀行報告認為，中國70年代末以來發動的具有深遠意義的改革和高速發展推進了社會變革，它不但造就了新的富裕人口和中產階級，同時也帶來了新的農村和城市貧困人口。在鄉村，特別是在民族貧困地區，各級政府財力有限，壓力重重。貧富差距的擴大已經變成了一種持續強勁的拉力，促進了東西部城鄉間曠日持久、規模巨大的人口流動。低收入的農村勞動力湧向城市，形成了5000萬耀8000萬龐大（潛在脆弱）的貧民群體，使得處於經濟發展梯度兩極的人們生活在同一個空間，共同麵對收入的不均、利益的不平和地位的不公正。根據李強、洪大用及李夢白、胡欣等學者的研究，流入城市的貧民文化素質普遍低於當地居民。在上海市的流動人口，文盲半文盲、小學、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分別為9.4%、24%和47.6%，明顯高於當地常住人口7%、18.8%和41.3%的比重；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18.5%則大大低於當地居民33%的水平。低文化素質、無專業特長使進城農民隻能擠在建築、紡織、服裝、環衛、礦區和搬運裝卸等行業。2000年廣東省900萬民工大軍中，僅童工就有60萬。在城市企業尤其是“外資”企業中，民工勞動權益被侵犯現象普遍存在。條件劣，強度大，工時長，工資低，生活差，決定了民工處在社會最底層。城郊結合部，是進城農民居住、生活、工作相對集中的地帶。2000年，北京85%的暫住人口分布於近郊區，上海市邊緣街道容納流動人口70%以上，在這些交叉邊緣地區形成北京的“浙江村”、“四川村”和上海的“安徽村”、“新疆村”等。它們在某種意義上是城市中“五不管”的“獨立王國”，是都市中的“村莊”，一種與城市主流文化迥異的貧民區文化正在大城市地緣性聚落悄然興起。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城市農民的心理狀況與“洋插隊”（留洋）者的心理狀況有相似性。
在空間上，他們從一個地區向另一個地區長距離流動；在時間上，他們從落後區向發達區的遷移帶有曆時性，遷出地與遷入地存在著文明進程的落差。對於中國城市農民和“洋插隊”的中國人來說，他們的流動最初混合著多種多樣的動機。對幸福生活的渴望，對懷才不遇的排遣，對社會不公的抗爭使他們不甘沉寂和安貧樂道，但現實的無情又使他們有一種邊緣人浮萍無根的感覺，但回去又有一種失落感，比以前未出門時的滋味更難熬。他們的心態誠如一首流行歌所唱：“外麵的世界很精彩，外麵的世界很無奈”。“民工潮”與“洋插隊”現象耐人尋味，引人深思，大致可將他們區分為不同類型，如奮鬥型、順應型、越軌型、抗爭型等。不難看出，“民工潮”的動因很多，但長期存在的城鄉、工農差距和戶籍製度無疑是導致農民貧困的結構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