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並非消除貧困的靈丹妙藥。古典經濟學家樂觀派亞當?斯密認為，如果每個人都按照符合自己利益的原則行事，那麼整個社會也能達到最大收益狀態。他相信“在看不見的手”的指導下，可以做到人人各得其所，出現平等和公平現象，沒有貧困。然而現實社會中，在奉行市場經濟的國家或地區，都程度不同地出現了區域發展不平衡，一些地區陷於貧困。威廉森實驗報告試圖說明的區域經濟增長趨於均衡的結論也是不真實的，他的結論極易將人們導向經濟增長自然消除貧困的誤區。與古典經濟學理論背道而馳的是，50年代以來形成了以繆爾達爾、弗裏德曼、佩魯等人為代表的“非均衡增長理論”。他們認為，在核心區與邊緣區的相互作用中，存在兩種不同效應，即回波（或回流）與涓滴（或擴散）效應。回波效應是指核心區憑借自己的支配地位，從邊緣區吸入要素和資源壯大自己，引起邊緣區衰落。涓滴效應是核心區為了保持自身發展，不斷增加邊緣區采購原料、能源和食品，輸出技術、資本和設備，幫助他們發展。初期，回波（回流）效應大於涓滴（擴散）效應，深化後，涓滴（擴散）效應逐步增強。由於不斷遞增和外部經濟滲透，核心區經濟增長總是表現為上升的、循環的正反饋運動，因此“市場力量的作用通常傾向於增加而不是減少區際差異”。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因素多種多樣，其中人力資源、自然資源、資本形成和技術是經濟進步的發動機賴以支撐的“四個車輪”。在純粹市場經濟條件下，這四個車輪的轉動大大有利於先發展地區，從而加大貧困區域的相對貧困化程度。可以作為參證的是，我國自1978年末開始的市場化進程“加劇了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在西部，人均GNP之比由1980年的1.8：1擴大為2000年的2.5：1。2000年，人均GNP最高的上海與最低的貴州比為10：1。貧困地區受到的回波效應更為強烈，1980年陝北農民人均純收入130元，中國東部地區為227元，絕對差距不到100元；2000年陝北為800元，東部則近3000元，絕對差距超過3倍以上。從對發展中大國普遍存在的貧富差距的分析可以得出基本結論，在完全市場經濟作用下，貧困與發達地區的差距呈擴大趨勢，單靠市場機製很難在短期內徹底扭轉這種積重難返的局麵，隻能正視這一事與願違的現實。
（3）生死攸關：貧富差距過大可能釀成社會危機
發展中大國在當前和今後相當長時期內，麵臨的問題比任何一個發達國家在其發展的同一階段都要複雜和艱難。
“市場萎縮”與“效益外溢”。貧困地區與發達地區差距太大，會使經濟運行出現困難。首先是“市場萎縮”。有研究表明，富國對國際市場的依賴要遠小於窮國。在發展中國家，貧困人口比例高，有效需求減少，社會購買力下降，技術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尚有相當差距，國內市場的大小對其發展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其次，引起較高的失業率和較嚴重的通貨膨脹率，使宏觀經濟不穩定。再次，差距過大會直接損害貧困地區利益，導致“效益外溢”現象。一是人才效益外溢，二是投資效益外溢，三是資源效益外溢。貧困地區大多是“原”字號省，“原糧、原棉、原木、原油、原煤、原材料”。輸出的原物越多，對其他地區的貢獻就越大。發展中國家必須在主要資源上依托國內各種基礎資源，這是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正是從這點出發，我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教授提出了“以東支西，以西資東，互惠互利，共同繁榮”的戰略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