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性衝突的目標比較抽象，是由於信仰或價值評判標準的差異所導致的衝突。它針對的是這個社會的基本的結構。比如工具性衝突，它可以采取上訪，采取遊行示威、罷工，也可能擾亂一些社會治安。那麼價值性衝突，它可能采取和平的抗爭，也可能是軍事暴亂。價值性衝突則與工具性衝突不同。如果某個階級或某個階層對這個社會存在的“合法性”產生了懷疑，或者對這個社會規範人們行為的主要價值準則和製度體係產生了動搖，那麼，它就會威脅到這個社會的“生存”。“因為要以一種新的合法性去代替原有的不被人們認同的合法性，要以一種新的製度框架去代替既有的製度框架，就必然會在短期引發某種程度的大動蕩”。②價值性衝突有時所針對的對象和目標不是非常明確的，這是由於它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而理性成分較少。所以，這種社會衝突的目的隻是為了發泄對立的情緒，情緒發泄了，衝突也就殆盡了。齊美爾從衝突產生的目的或動機來分類，將衝突劃分為：（1）為了實實在在的利益而產生的現實衝突；（2）為了精神上、情緒上的宣泄而產生的非現實性衝突。
在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構成及其階級意識形成的研究中，工具性衝突與價值性衝突分別代表著階級形成的不同曆史階段的衝突。自在階級所采取的階級行動，往往是以工具性衝突為主要方式的行動；自為階級所采取的階級行動，則更多地集中於價值性衝突之上。有學者認為目前中國的社會衝突，主要是一種工具性衝突，它表現為工人和農民維護自己權利的一種鬥爭。這和原來的知識分子的那種價值性衝突不同。中國社會已經從知識精英的價值性衝突走向了以工農大眾為主體的工具性衝突。從這兩種不同性質的衝突出發去思考問題，對於我們的研究將是非常有價值的。
2.根據衝突的指向可分為現實性衝突與非現實性衝突
這是科塞的分類，在《社會衝突的功能》中他把衝突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是現實性衝突，指那些為了達到特定目標而指向衝突對象的對抗行動，是一種有意識的理性的衝突。例如，工人反對經理的罷工。經理掌握著增加工資與提高其他勞動福利的權力。工人針對經理的罷工，是達到迫使經理增加工資與提高其勞動福利的目標。每一個社會係統都包含著現實衝突的原因，因為人們會對稀有的地位、權力和資源提出有衝突的要求。“當人們在期望獲得某種結果的要求受挫時，現實性的衝突因而發生。”
第二種是非現實性衝突，即其中一方不指向衝突對象的發泄敵對情緒的行動。非現實衝突轉移真正的衝突對象，往往表現為找“替罪羊”。非現實性衝突是因為現實性對立不被允許表達時發生的轉移。非現實性衝突對象的選擇是任意的，社會化進程中的被剝奪和受挫是造成這種衝突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由於社會壓製現實性的社會衝突，有些人在找不到合法的表達手段時，就通過無目的的越軌行為來表現其日積月累的緊張不滿。
科塞認為在這類僵化的社會結構中，現實性衝突會轉化成非現實性衝突，即以宣泄本身為目的的衝突，這類衝突積累到一定程度會給結構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因此，衝突功能主義認為一個彈性體係可以從衝突中受益，而對一個僵化的體係而言，帶來危害的，並不是衝突，而是僵化本身。
3.從衝突發生領域來劃分可分為觀念衝突和行為衝突
從領域來劃分，衝突包括觀念衝突和行為衝突。觀念衝突主要是指人們由於受教育的程度不同，接受的理念不同，或者所處的立場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甚至是由於信息不對稱而引發的思想領域的衝突。例如，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就存在著新思想新觀念和舊思想舊觀念的衝突。這種觀念衝突表現為辯論、爭論、爭鳴、爭吵，基本停留在“君子動口不動手”的範圍。
行為衝突是觀念衝突的升級。當觀念衝突最終不能解決問題，而問題又非解決不可時，觀念衝突便上升為行為衝突。小的行為衝突如打架鬥毆，大的行為衝突如械鬥、戰鬥、戰爭等。行為衝突往往是君子既動口又動手，屬於衝突的最高形式，其結果可能是以強淩弱、弱肉強食，也可能是兩敗俱傷。最好的途徑是通過法律解決衝突。
4.從衝突規模來劃分衝突又分為個體衝突和群體衝突
齊美爾指出人數的變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群體的大小是決定互動形式的主要因素，所謂個體衝突是指生命個體之間的衝突。個體衝突很普遍，隨時都可能發生，來得快去得也快。一句話說不對就可能引發衝突，一句話也可能消解衝突。所謂群體衝突則是指諸多人之間形成的衝突，這種衝突往往是為爭奪共同的利益而引發的。例如，土地糾紛、營業場所的糾紛等都可能導致群體衝突，甚至會出現群死群傷的事件。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經濟利益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現出來，由此引發的群體衝突也頻繁發生，這不能不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
5.按照衝突性質的不同來探討衝突的類型
這是我國學者經常使用的一種劃分方法。
（1）經濟衝突。經濟衝突是經濟運行過程中產生的經濟行為主體、經濟活動方式之間的對立。主要表現為經濟製度之間、經濟體製之間、經濟製度與經濟體製之間的衝突。經濟衝突是人類社會一種最基本的衝突形式，其他衝突由此產生。當今社會經濟衝突既有經濟製度的衝突，表現為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之間的對立，也有具體經濟體製方麵的衝突。
經濟體製之間的衝突也是一種主要的經濟衝突形式。經濟體製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方式，是生產關係的具體表現。經濟體製的衝突表現為計劃經濟體製與市場經濟體製的衝突。由市場配置資源是一種正確的選擇，但也暴露出了一係列矛盾。改革以來我國社會變成了一個利益多元化社會，多元的利益主體、競爭性的利益行為和豐富的社會資源成為這個多元化社會利益格局的基本特征。利益格局從單一到多元的轉變，表明我國社會由同質單一的社會向異質多樣的社會的轉型。在當前的轉型社會中，利益衝突有了明顯的表現。各利益主體在物質利益的刺激下，圍繞實現最大化的利益展開了激烈競爭，導致了社會生活中的壟斷、腐敗、欺詐、暴力和資源破壞行為。造成社會公共利益的缺失，引發了國家利益、社會利益、集體利益、個人利益之間的衝突。經濟體製改革使各主體受益不均，造成了社會資源的不平等占有。資源的高度相關性使兩極分化現象日趨明顯，社會生活領域各利益主體間的矛盾衝突愈加顯著。
（2）政治衝突。政治衝突是由不同經濟基礎引起的在不同性質上層建築之間、上層建築的各個構成部分之間的對立。它主要表現為不同性質的政權之間的衝突和階級衝突。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切政治衝突，其深刻的根源在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經濟關係與利益關係決定著政治關係和政治衝突。在階級社會，階級之間的政治對抗與政治鬥爭是政治衝突的主要表現形式。根據政治學的分析，政治衝突是政治主體之間矛盾尖銳化的產物，是矛盾各方為謀求政治利益、政治權力或為實現特定政策目標而圍繞著公共政治權力所發生的摩擦、對抗和爭鬥的方式與過程。按照科塞的看法，彈性比較大、比較靈活的政治體係雖然容易出現政治衝突，但對政治體係沒有根本性的破壞作用。因為，一種政治衝突可以導致政治主體間接觸麵擴大，也可以導致政治決策過程中集中與民主的結合及政治控製的增強，它對政治體係整合和穩定起積極作用。相反，僵硬的政治體係采取壓製手段，不允許或壓製政治衝突，政治衝突一旦積累、爆發，其程度勢必會更加嚴重，將對政治體係產生破壞作用。為此，就要建立完善的政治體係安全閥製度，以使統治者得到“政治信息”，體察民情，避免災難性政治衝突的爆發。李普塞特認為：“衝突是民主社會真正的支柱。那些壓製衝突產生的政府和社會要自己來承擔風險”。也就是說，保持衝突與一致的平衡，才能維護體製的合法性。中共十七大報告強調指出：社會穩定是人民群眾的共同心願，是改革發展的重要前提。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隻有堅持政治體製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國家，才能維護改革開放的成果，維護政治與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3）文化衝突。文化衝突集中表現為不同的價值觀念、倫理道德思想的對抗。也包括不同文化中的人在交往中發生的碰撞，或者個體到一個新的文化環境中表現的不適應。從深層次看，文化衝突是某一時期、某一民族占主導地位的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由於不再有效地規範社會和個體的行為而陷入了危機，同時新的文化特質開始出現並遇到了舊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的排斥和抵製，於是新舊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之間展開了對抗。也有學者認為，從內涵上說，文化衝突不是指一般的文化變遷，而是指舊的文化模式受到了根本的挑戰，出現了深刻的文化危機，人們從整體上對其展開了全麵的批判，所以它不是文化發展的漸進過程，而是文化發展中質的飛躍。文化衝突也不是指文化係統中各要素之間的不平衡，不是指物質文化、製度文化、精神文化之間的內在矛盾，更不是指某種新文化形式取代舊文化形式的過程。它是指占主導地位的文化模式已經不再是人們最好的生存方式，在這樣的文化模式中人們就當前的衝突采取一個理智的態度，而且有益於他們掌握文化發展的趨勢，形成一定的文化自覺，減少文化發展中的曲折。這主要包括中外文化衝突，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衝突。目前在我國，文化衝突已成為一個突出的重大現實問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隨著西方發達國家先進技術和科學管理經驗的引入，各種腐朽思想也大量湧入，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核心就是個人主義。這與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價值觀是根本對立的，兩種文化的碰撞使一些人失去了辨別是非的能力。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思想在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中頗為盛行。同時，作為一個有五千年曆史的文明古國，我國的傳統文化深厚，但這種傳統文化很大程度源於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這與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現代觀念也存在著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