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中國學者曾當麵向衝突理論的代表人物劉易斯·科塞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哪三位社會學家對你影響最大？他脫口而出：馬克思、韋伯、齊美爾。在衝突理論當中，無疑馬克思、韋伯和齊美爾這三位德國社會學家的觀點就是衝突思想的根源，他們“提供了對當今衝突理論仍有啟發的核心概念”。學者們對衝突論創始人的基本思想和理論假定、衝突的實質和根源等進行了較為全麵的探討。
卡爾·馬克思以他所處的資本主義社會為對象，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現象和對抗行為的解釋，闡發了他獨具特色的社會衝突理論。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社會正處於大動蕩曆史時期，因而，馬克思研究社會衝突的視角是與“轉型社會”密不可分的。馬克思說：“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地位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一曆史性變化，改變了以往的社會結構惡化的社會狀態。“凡是資產階級已經取得統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純樸的關係統統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那些使人依附於‘天然的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即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別的聯係了”。城市化在發展，封建等級關係被破除，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閉關自守和自給自足狀態已經消逝，現在代之而起的已經是各個民族各方麵互相往來和互相依賴了。
（一）社會衝突的實質與根源
馬克思社會衝突理論的基本假設是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經典論述。馬克思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隻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麵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麵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衝突中去解釋。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這裏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體係中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這種不平等表現在社會結構的不同層麵上：最基礎最根本的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衝突，然後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衝突，最後表現在社會群體關係上則是階級與階級之間的衝突。
美國社會學家特納把馬克思的衝突理論概括為如下七個衝突命題：①在社會資源上分配越不平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衝突就越深；②被統治者對其真正的集體利益的認識越深化，他們越有可能懷疑現存稀缺資源分配模式的合法性；③當統治者造成的變化破壞了被統治者之間現有的關係，造成異化狀態，被統治者可以就其不滿相互溝通，可以發展出統一的意識形態時，被統治者越有可能意識到其集體利益；④係統中的被統治群體越是意識到其集體利益並懷疑稀缺資源分配的合法性，他們就越有可能參加針對這一體係統治者的衝突；⑤被統治群體的意識形態統一性越是提高，他們的政治領導結構越是發達，統治群體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利益與關係，就越有可能極端化且不可調和；⑥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越是極端化，衝突越有暴力性；⑦衝突越有暴力性，社會結構與資源分配模式的變遷程度越大。
由上麵所引的馬克思關於社會衝突的經典論述與命題中，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的社會衝突理論的假設是建立在社會生產實踐理論、社會交換與社會結構理論基礎之上的。社會衝突表麵上是人們在社會交換中一種對抗性行為和關係，但其根源在於人們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不平等。正如命題①所展現的，馬克思認為正是資源分配的不平等產生了固有的利益衝突。通過命題⑤—⑦，馬克思則揭示了：一旦被剝奪群體擁有了統一的意識形態與領導，他們真正的利益開始占據明顯地位，他們對統治者的反抗開始提高——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目標與利益極端化。隨著極端化的發展，調和、妥協、溫和衝突的可能性下降，因為被剝奪者被充分異化、組織化並聯合起來要求資源分配模式的徹底改變。最後，被統治者開始視暴力手段為反抗的唯一方法，暴力衝突會導致社會組織特別是其中稀缺資源分配模式的大變化。馬克思的推論是：一個人不可能不謀生計而生存，因而一個人的生活來源就成為其行為最基本的決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