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暴富與赤貧共存
在社會階層分化等社會轉型中其他諸因素的影響下，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拉大，暴富與赤貧共存。根據美林集團《2004年度全球財富報告》，中國擁有100萬美元金融資產的富人為23.6萬，這些人擁有的總資產已經超過9690億美元。而據估算，如果按照國際貧困線標準，我國每天生活不足1美元（月平均人民幣250元）的人口占22.2%，每天生活不足2美元（月平均人民幣500元）的人口占57.8%。總的情況是，不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拉大，而且不同地區居民、不同所有製職工、不同行業員工的收入分配差距也不同程度拉大。同為高校教師，地處東部和西部，屬於重點院校和普通院校，其收入差距就很大。但是，在各種日益拉大的差距中，尤其懸殊的還是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
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一直在持續拉大。1990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2.20倍，2000年增長到2.79倍。2003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3.23倍，緊接著的2004年和2005年分別為3.21倍和3.22倍。2005年，中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3255元，當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萬元大關達到10493元，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例高達3.22:1。2006年，該比例達到3.28:1，達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值。而且，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也明顯偏慢。
受收入分配差距的影響，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也一直遠低於城市居民。2006年，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2829元，比2002年增加995元，扣除價格因素影響，年均實際增長8.0%；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約8697元，比2002年增長了44.2%，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實際增長7.6%。同年，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家庭的恩格爾係數分別為35.8%和43.0%。隨著社會階層的分化，圍繞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擴大的另一個差距是不同群體的利益差距。在社會分層結構中，越是處於上層的群體獲取的利益和獲取利益的機會越多。在十大階層中，“國家與社會管理者在職業變動中獲益最大，而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則是受損最大”。而且，“階層之間的平均月收入差距從初職階段到現職階段在不斷擴大”。最高收入與最低收入之間的差距從初職時的2.37倍擴到了現職的15.16倍。具體到不同的階層和群體，如前麵所述的私營企業主和其從業人員。隨著私營企業的發展，私營企業主的收入在不斷增長，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而私營企業的從業人員收入卻呈現出下降的趨勢。“根據工商局調查數據，2003年私企雇工全年平均工資加獎金加部分分紅，總數是8033元。而國有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是14577元，集體單位在崗職工為8678元。在以往調查中，私企雇工工資雖然比國有企業低，但二者相差不超過1.2倍，而2003年則超過了1.8倍。此次調查還第一次發現私企工資低於集體企業。為了比較，再看工商聯調查數據。由於工商聯調查企業中的代表性人士較多，企業雇工平均工資較高為9043元，但仍低於當年國有企業工資水平，也低於2002年第五次私營企業抽樣調查的雇工平均工資10250元。”從20世紀80年代的百萬富翁到90年代的億萬富翁，直至現在的十億、百億富翁的出現充分表明了資源的傾斜方向。
除此之外，不同階層內部也由於階層的分化，不同群體之間也產生了利益差距，且不斷擴大。例如，大型企業的私營企業主和小型企業的私營企業主之間，由於其企業資產和社會資源的占有量不同，本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不同。2005年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的數據顯示，在家庭收入上，收入最高的20%的人（戶）與收入最低的20%的人（戶）的收入份額之比，在業主個人年收入指標上為46.9:1，在業主家庭年收入指標上為38.8:1，在業主家庭人均年收入指標上為39.1:1。
總之，在30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同時，也有很多人陷入貧困，淪為低保對象。貧富分化、“暴富”與“赤貧”共存現象已經是中國轉型社會中一個引人注目的問題，值得各方麵的關注。根據統計部門的調查，目前全國城鎮貧困人口有3000萬，農村絕對貧困人口2148萬，農村低收入者3350萬人。這部分人群收入低且不穩定，用於食品消費的支出比例較大，營養水平較低，穿戴和日用品簡陋，住房條件差。國家統計局對城鎮17000戶居民家庭的抽樣調查顯示，2000年占調查戶數5%的貧困戶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325元，不及城鎮居民6280元可支配收入的36.9%；與10%的人均收入為13311元的高收入戶相比，則相差5.7倍。“2005年，10%的城鄉低收入戶居民家庭的恩格爾係數分別為47.4%和51.4%，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10.7個和5.9個百分點。”當然，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之間的差距更大，我們在城鄉差距中已經做了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