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4您在婚姻問題上持什麼樣的觀點（包括如何看待結婚、離婚、婚外戀等）？
ZY：我覺得結婚是必須的，對自己、對家人、對現在、對未來是比較負責任的表現，這是比較正常的生活。但不會隨便找什麼人結婚，感情是很重要的。但很難相信現在的社會還有什麼堅貞不渝的愛情。離婚沒什麼大不了的，如果兩個人的婚姻到了無法維持的地步，離婚可能是更好的選擇。並非所有的婚外戀都是罪惡和醜惡的，有的甚至是很真誠和完美的。但總的來看，現代社會婚外戀現象的大量出現，並不是因為社會中出現了更多更真誠更完美的愛情，可能是因為人們對待婚姻、家庭、戀愛的態度變得隨便和不在乎了。
WM：在選擇結婚對象時，我會考慮我愛不愛她，會考慮她對我好不好。婚姻需要兩個人共同的悉心維護，隻讓一個人努力付出是不公平的。夫妻之間應該共同進退，相互扶持、相互關心、相互理解、相互關愛。離婚是一種很無奈的選擇。如果出現婚外戀，這說明一方的品質不夠好或者是另一方受到了莫大的冷落。我覺得一個家和和美美的，就不會出現這種情況。正是因為一方忽視了另一方或者其中一方忍受不了誘惑，才會出現這種現象。家庭和事業之間，家庭很重要，事業幹不完。二者衝突，我會保全家庭。畢竟事業可以重新開始，家庭破碎了家人傷心了，就不是那麼好彌補的。我不想傷害任何人的心，特別是關心我的人。
婚姻家庭觀念是價值觀的重要組分，也是受到轉型期多元化價值觀念衝擊較為猛烈的一個領域。這從逐年增長的離婚率，不斷湧現的婚外戀、包二奶、婚前同居等社會現象便可略窺一斑。但從前麵道德失範部分我們設計的相關情境的回答來看（情境4和情境5），被訪談者對於此類現象大多持有比較負麵的評價。而這一部分的問題4是一組與婚戀觀有關的問題，試圖正向詢問被訪談者在婚戀問題上的相關看法。通過訪談資料可以看出：美滿的婚姻、幸福的家庭仍然是大多數被訪談者非常看重的事，說明國人傳統上重視的婚戀、家庭觀念仍然發揮著根本性的影響。但是在選擇配偶的過程中，感情因素和個人選擇成為建立婚姻關係的重要基礎，而非出於經濟考慮或者父母意願。與此同時，被訪者對離婚、婚外戀等現象表現出相當程度的理解和寬容，呈現出多元化的傾向。
問題5您對自己現在的生活如何評價？您理想中的個人生活是什麼樣子？
ZY：不好，覺得沒意思，但是也要好好堅持。好的生活應該衣食無憂、自由，有自己要做的事，並且做自己想做的事。和自己喜歡的人在一起，心情愉快，內心深處覺得寧靜、幸福。
WM：一般，但對未來還是有信心。理想的生活是有自己的事業，有自己的伴侶陪伴，有空閑的時間去旅遊去看書看電影，享受生活，熱愛生活。
WXH：過得不好，但不會放棄努力。理想中的個人生活能夠自由自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過得順心、開心。
問題5是一組與人生觀有關的問題。從訪談情況來看，雖然大多數人對自己目前的生活狀態表現出一定程度的不滿，但總體仍然保持著比較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而在理想的生活狀態中，自由是備受關注的生活理念。此外，與世無爭、清靜淡泊，心靈上的安寧和平靜，生活上的快樂與幸福是許多被訪談者理想中的生活狀態。
以上分別從多個層麵對被訪談者的人生態度和生活信仰做了考察。通過具體的資料分析，我們發現：清靜淡泊的人生態度，平穩安逸的個人生活是多數被訪談者追求的理想生活狀態；對財富有助於個人生活改變、生活質量提升的堅定信仰，是多數被訪談者毫不隱諱的財富熱情的落腳基點；對美滿幸福的家庭生活的高度看重與對待離婚、婚外戀等現象的高度理解和寬容多元化並存。同時，多數被訪談者還有自己對生命的理解，並以積極追尋有價值的生活為自己人生的信仰。
（四）小結與討論
人們因有限的資源、權力和聲望而發生的鬥爭是永恒的社會現象，“是社會互動的一種常見形式。衝突並不是對和諧的否定，它是與社會生活中各種和諧過程交織在一起的”。但並非所有的社會衝突都具有正向的建設性功能，隻有那些不涉及雙方關係的基礎，不衝擊主導地位的核心價值、製度化的或主要存在於社會係統內部不同部分之間的社會衝突，才具有這種功能。反之，就有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雖然不能對所有的價值困境及價值問題做逐一細致的訪談和考察，但通過對以上幾個涉及同一主題但互有差異的問題的梳理和分析，我們發現：經濟領域的行事規則正日益滲透至日常價值領域，表現為馬克斯·韋伯所指稱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以及道德關懷與個人利益之間的此消彼長，這是目前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
1.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間的衝突
在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視野中，價值理性的行動指“根據行動所具有的對固有價值的自覺信仰來界定。它是獨立於任何功利動機的，僅僅受製於倫理的、美學的和宗教的標準”。而工具理性的行動是“以對外部環境中的客體或他人按某種方式行動的期待為基礎，並通過將這種期待作為‘條件’和‘手段’，以使行動者能夠成功的理性選擇自己的目的”。在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在新與舊、東與西、價值與理性、個體與集體等多元價值觀持續交融碰撞的情勢之下，倡導不帶任何私心雜念的大公無私、拾金不昧，如同構建空中樓閣，毫無意義，反而顯得矯揉造作；反之，在於情於理，於人於公之外，一定程度的有私，符合這一時期的主流觀念，也符合人之為人的基本特點。但是，當“普遍的報酬期待”轉化為“合理的利己主義”並成為一種普遍而正常化的公眾心理，成為好與不好的判斷標準，成為為與不為的行事標準的時候，我們能夠體會到冰冷的利益模式對於人們的心靈隨風入夜般的消弭與蠶食。而不同利益群體對追求金錢和財富的態度的不斷增強與過分看重，以及人們在社會行動過程中對工具理性的過分強調和對價值理性的過度擯棄，也許正使我們一步步地邁向人被異化的邊緣。
2.道德關懷與個人利益之間的衝突
以社會正義感、社會責任感為表征的道德關懷是一個人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一個人的道德關懷的多少可以窺見一個人的道德水平，從一個群體的道德關懷的多少也可以窺見一個群體的道德水平。在訪談中，我們發現當個人利益遭遇他人利益的時候，當個人安危遭遇他人安危的時候，人們的反應就單獨的個體來看，也許無可厚非。因為單個個體的力量是弱小的，他們保持著滲透理性的價值，急我之所能急，做我之所能做，感性而不失沉著，不失行動的智慧。但就人群的合體來看，卻多少讓人覺得痛心。因為群體之所以成為群體，皆因為它源於個體卻又高於個體，單個個體滲透著過度理性的價值選擇是智慧的表現，而整個群體滲透著過度理性的價值選擇卻於理性中彰顯著冷漠。一個社會不需要人人都成為英雄，但一個社會需要英雄的精神鼓舞人心，指引方向，凝聚力量。所以，當個人利益遭遇道德關懷，當萬馬齊喑的場景一次又一次上演的時候，我們還是能夠體會到蘊涵於群體之中的價值選擇與價值放棄。所以，如何凝聚並激發作為單個個體隱而不張的內在善意，有效發揮整體合力，以群體的善來製止個體的惡，是未來我們在化解衝突過程中必須突破的瓶頸。
四、價值衝突的背後——人之過、己之過、
社會之過、時代之過？社會學家米爾斯強調，社會學視角可以作為一種主要工具，幫助解釋與理解我們的生活。他將這個過程視為社會學想象力的發展。“……這種想象力的第一個果實……即僅僅通過將他自己置於他所在的曆史時期之中，一個人就可以理解他自己的經曆，就可以估計他自己的命運；僅僅通過了解他身邊的所有的人，一個人就可以知道他自己的生活機會。”這種想象力對於個體行動者的生活如此必需，對於整個的社會有機體同樣如此。要理解當前廣泛地存在於我國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之中的價值衝突問題，同樣必須將其放置到它得以孕育和產生的這個特殊的曆史和時代背景之中去進行考察，才能更為準確的理解它的底色、它的氣質、它的所指及所向。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是價值衝突發生的宏觀場景。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我們將在這一大的背景之下，來解決當前價值衝突的歸因問題。
（一）利益主體的多元分化與價值觀念的多元並存
自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的改革開放引領了中國社會前所未有的轉型，而“社會改革引發社會轉型的關鍵在於改變了社會利益結構，改革的實質就是改變社會的利益關係”。就具體的情況來看，1949年以後中國建立起一個“總體性社會”，即一種結構分化程度很低的社會。在這樣的一種社會中，政治化、行政化的趨向統領著整個經濟領域和社會生活領域，國家幾乎是唯一的利益主體，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因此，國家的利益就是個人和集體的利益，國家的價值觀就是個人和集體的價值觀。1978年之後，國家通過政府機構改革，主動地逐漸地撤出不應幹涉的社會經濟領域，國家不再對社會和經濟資源實行全麵的壟斷，社會出現了自由流動的資源和自由流動的空間。經濟、文化開始從政治領域分離出來，國家和社會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分離。伴隨著社會資源占有的多元化和國家與社會的逐步分離，社會結構呈現出分化的趨勢，新的社會階層，新的社會力量、角色群體開始產生。在這種情況之下，利益主體呈現出多元分化的趨勢。主體的特殊利益和特殊角色決定其特殊的價值觀念，利益主體和角色群體的多元分化決定了價值觀的多元化並存，而價值觀的多元化並存就不可避免地會引發價值衝突。這是轉型期我國社會生活領域價值衝突產生的根本原因。
（二）舊的主導性價值的解體與新的主導性價值的缺失
每一個社會都存在占據主導地位或主流地位的文化觀和價值體係。之所以創造、型塑出這樣一個被大多數群體成員所認可的文化體係，是因為其所具有的無可辯駁的強勢吸引力可以使得這個社會中的大多數成員在精神上能夠很好地受到這種文化價值的引領，在行動上能夠很好地受到這種價值的規約，從而使得全體社會的成員都能夠在一個合乎規範和要求的範圍內和諧共處。但是，伴隨著利益主體的多元分化而出現的價值觀念的多元並存在實質上消解了或正在消解著原本在中國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的那種以集體主義統領天下的價值體係，使其喪失了它原本所具有的價值統領、心靈規約、行動規範、認同凝聚等等功能。另一方麵，在多元並存的價值觀中還沒有一種突顯出來足以成為替代性的主導性價值觀，從而出現了價值觀真空狀態。這種基於新舊價值觀的前後繼替、多元並存甚至是尖銳對立而呈現出的價值領域的模糊與混沌狀態，是轉型期價值衝突發生的重要原因。
（三）中西方價值觀的持續交流、碰撞與衝突
在全球化、國際化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曆史潮流的時代之中，每一個國家的發展都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發展息息相關、緊密相連。但是，價值觀作為一種文化體係，必然會受到曆史、社會、文化和區位等條件的影響和製約。正因為如此，植根於不同的文化土壤，沐浴著不同的文化雨露，凝結著不同的文化內核的價值果實必然形色殊異。開放意味著包容和接納，開放也意味著碰撞和衝突。可以看到，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與西方國家特殊的曆史發展階段相適應並彰顯著西方文化特色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等也已快速湧入中國，並對那些曾經在我國社會文化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和社會思想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衝擊。事實表明，這支導源於外界的刺激力量在使得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後現代文明依次更替的曆時態的文明形態以共時態的方式出現在國人的麵前的同時，將不可避免地加劇導源於中國社會內部的價值多元並存的四分五裂狀態，使得價值衝突本身呈現出更加奇異的麵貌並具有了更加複雜的性質。
（四）現代傳媒技術的助推作用
大眾傳播媒介在現代社會的廣泛發展，尤其是計算機網絡等的迅速普及，使各種信息在社會中的傳播速度、傳播容量和傳播範圍都達到了以往時代不可比擬的程度，從而創造出了一個以信息技術為依托和特征的“信息時代”或“網絡時代”。網絡時代是一個“價值爆炸”的時代，尤其在互聯網上，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價值觀念空前地聚集在一起，人們麵臨著多種多樣的價值選擇。因此，價值觀不再具有像以前一樣的邊際效用，而是相反的被稀釋了和被替代了。價值觀的稀釋與價值觀流動性的增加使價值觀衝突也日趨多元化。同時，伴隨著具有強調複製能力的電子信息技術等高新科技的發展，文化也因此更易於移植。文化複製能力的增強有助於不同質文化的交流與溝通，但同時也容易在全麵複製過程中將源文化中所隱含的矛盾與頑疾也移植過來。而這些矛盾與頑疾在短時期內可能不會爆發，但在與本土文化的兼容過程中，這些不可知的因素會逐漸顯現出來，並在本土文化中引起“內爆”，從而引發更大的價值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