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經濟波動的研究主要圍繞著三個問題：一是中國經濟是否存在波動周期；二是波動的性質、特點；三是波動的成因。
中國經濟波動的研究起始於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國學者在總結我國第一、二個五年計劃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開始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的波動問題。當時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表現為對社會主義經濟波浪式發展、螺旋式上升問題的討論。
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體製改革的深入發展和國民經濟波動式的運行，1985年開始探討關於社會主義經濟不僅存在著波動，而且存在著周期性波動的問題。1988年召開了兩次全國性的“中國經濟周期性波動問題研討會”，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由初期的一般性實證研究走向理論化、模型化階段。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經濟學界開始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周期問題，並在理論上取得了許多突破。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經濟波動日益成為影響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重要問題，經濟波動再次成為熱點。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問題：
一、關於中國經濟波動的情況
中國經濟波動可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將國民收入年增長率的每一個波動，不論其高低與長短，均作考察。從1953―1986年的34年中，共有9次波動；第二種情況，將長度為2―3年的兩個相鄰的微小波動合計為一個周期進行考察，即按小周期考察；第三種情況，將5年以下的兩個相鄰的小周期合計為一個大周期進行考察。
二、關於中國經濟周期波動在經濟改革前後的特點
已有的研究表明，在舊體製下周期波動的峰位前傾，且峰穀落差極大；多為古典型波動，即波穀為社會總產值或國民收入等宏觀經濟指標絕對量的下降；消費長期受到壓抑，經濟波動表現為“投資膨脹型”和“財政主導型”；物價波動往往與經濟波動呈反向運動。
在雙重體製下，周期振幅有減緩之勢；形成增長型波動，即波穀為增長率的相對減緩，而不是絕對量的下降；波動表現為“投資與消費雙膨脹型”和“金融主導型”。
由此可以看出，改革開放前後中國宏觀經濟運行波動的變化。
三、關於中國經濟波動成因的主要觀點
關於中國經濟波動成因的主要觀點，歸納起來有以下兩類八點：
一類是主觀因素類，如：“決策失誤”說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上下起伏主要是決策失誤，即決策者片麵追示高速度經常“頭腦發熱”所造成的；“政治因素”說認為中國經濟的周期波動主要受政治形勢，特別是政治運動的影響；“五年計劃”說認為中國經濟的周期波動大約每五年一個周期，這與我們每五年編製一個中期計劃有關；“投資帶動”說認為經濟的波動主要是由投資的波動帶動的，投資波動除受計劃決策等影響外，還由固定資產的建設周期、更新周期等決定。
另一類是客觀因素類，如：“體製因素”說認為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在於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軟預算約束”的舊體製；“產業結構”說認為中國經濟的周期波動是由於某種原因引起產業結構的失衡造成的；“貨幣運動”說認為隨著經濟體製改革的逐步深化和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貨幣運動成為經濟運動的先行者和主導者。因此，貨幣運動成為雙重體製下或新體製下經濟周期波動的主要動因；“超越體製”說認為經濟周期波動是超越體製和發展階段的普遍現象。
四、具有代表性的觀點
國內學者主要有：
胡鞍鋼在1989年與趙濤、姚增起合作在對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這一中心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和係統分析的基礎上，按照現代經濟周期理論，用外部衝擊的理論框架分析中國經濟波動形成機製。他們把經濟波動視為經濟係統對外部衝擊的響應曲線和自調節過程，並認為外部衝擊是中國產生經濟波動的根源。在傳統計劃經濟時期，經濟係統外部衝擊主要來自政治運動和行政命令。經濟體製改革以來，經濟市場化日益增強了經濟係統的緩衝能力和自調節能力，經濟波動係統明顯減少。非經濟因素的外部衝擊對形成經濟波動具有決定性作用。
劉樹成認為，現實的經濟波動是由許多因素的影響和波動疊加而成的，應該從中找出一個“核心波”、或稱“主波”、“基礎波”。即先找出主因，然後再向外層推移，找出其他的“疊加波”。並認為中國經濟波動，按每次波動的時間長度，將其分為短波、中波、長波。短波一般指兩三年以下的小波動；中波指5―10年左右的波動；長波指10年以上，甚至20年、50年的波動。對於長波，由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尚短，還不能進行實際考察。目前，對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研究，主要是對短波和中波的研究。中國30多年來的統計表明，短波不很規則，而五年左右的中波則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經濟周期波動以國民收入、社會總產值、工農業總產值等總量指標為代表，通過控製投資的周期波動保證國民經濟穩定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