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和劉備對待張鬆的不同態度和他們當時所處的環境是分不開的。曹操雖然新敗，但他仍舊雄霸北方，損失的兵員可在短期內補充完畢，所以說他依然是天下最大的軍閥，在他看來天下早晚是他的，因此張鬆在他眼中隻是一個不知禮節的臣子，自是不必屈尊降貴的同他攀交情。而劉備雖是得了荊州，但他卻是處在了兩大軍事集團的夾縫之中，隨時都有死無葬身之地的可能，張鬆的到來對他來說簡直就是一根救命稻草，在這種心態的驅使下，張鬆受到如此禮遇自然是不足為奇了。
《三國演義》所述張鬆獻西川地圖於劉備的事，大約是根據韋曜（韋昭）《吳書》的記載：“備前見張鬆，後得法正，皆厚以恩義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眾寡，及諸要害道裏遠近，鬆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但古代史家多認為這個記載是不可靠的，所以《三國誌》沒有采用，《資治通鑒》也沒有編入。《通鑒考異》說：“按劉璋、劉備傳，鬆未嚐先見備，《吳書》誤也。”陳壽和司馬光當然都是很有史識的，這件事確實沒有太大的可靠性。因為張鬆東行是在赤壁之戰的前夕，劉備敗走夏口，正是顛沛流離、驚魂未定之時。連一塊站腳之地也沒有，怎能妄言取蜀？張鬆怎能在兵荒馬亂之中去尋找劉備？等到孫劉兩家擊敗曹操的時候，張鬆已踏上歸途了。大約《三國演義》也覺得張鬆在那種情況下向劉備獻圖是不可能的，所以把事情改在三年以後了，說來似乎順理成章，但卻遠離了史實。
另據《三國誌·法正傳》記載：張鬆回益州以後，向劉璋推薦了法正，法正銜命兩次出使荊州。第一次是友好性的，使劉璋實現了“絕曹公而自結先主（劉備）”的政策上的轉變。法正回來，“為鬆陳說先主有雄略”，這就表示張鬆沒有見過劉備，不然的話，法正就沒有必要介紹劉備是否“有雄略”了。從此張鬆和法正進一步密謀，要把西川獻給劉備，但還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恰好聽說劉璋要討伐張魯，又怕曹操乘機進攻益州，心懷恐懼，張鬆便勸說劉璋迎接劉備，以討伐張魯，與曹操爭奪漢中。於是劉璋派法正引兵四千前往荊州。在出賣益州給劉備這件事上，法正和張鬆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法正的作用更大一些。《法正傳》接下來說：法正第二次到荊州，“陰獻策於先主”。可見向劉備報告“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眾寡，及諸要害道裏遠近”，“又畫地圖山川處所”，使劉備“盡知益州虛實”的，倒不是張鬆，而是法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