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國與蘇聯經濟貿易關係的恢複和發展(1 / 3)

(一)結束過去,麵向未來

20世紀60年代,中國與蘇聯的關係的惡化,使絲綢商路的東段完全中斷。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於中國與蘇聯兩國國內的變化,又使修複這一關係成為可能。

從70年代末起,蘇聯國內經濟增長速度逐漸下滑。1982年蘇聯的工業總產值僅增長了2.8%,而且產品質量長期低下的狀況也未得到多大改善;農業總產值的增長率自70年代以來一直在1%左右徘徊,其人均產量和勞動生產率也遠低於西方發達國家。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短短幾年,已顯示出生機勃勃的發展勢頭,引起世界各國的關注。在這一國際背景下,蘇聯出於經濟和政治兩方麵的考慮,希望改善同中國相互對抗的雙邊關係。

1982年3月24日,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幹發表講話,明確承認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強調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表示願意改善中國與蘇聯兩國關係。中國方麵為擴大對外開放,也希望改善中國與蘇聯的關係,因此當即決定由外交部發言人錢其琛對外表示:中國方麵注意到了這個講話,但是中國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動,中國將“聽其言,觀其行”。中國在作了這個公開表態後,又采取了一個重大行動。

這年夏天,鄧小平同誌在中央領導和外交部主要領導人參加的會議上提出,要采取一個大的行動,向蘇聯傳遞信息,爭取中國與蘇聯的關係有一個大的改善。但是必須堅持原則,條件是蘇聯主動解決“三大障礙”(蘇聯在中蘇、中蒙大軍壓境、武裝入侵中國西鄰阿富汗、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等問題),即消除對中國安全的威脅。

8月10日,由蘇聯司司長於洪亮赴莫斯科將此信息以口信形式轉達給蘇聯外交部。

8月20日,蘇聯方麵作出正式答複,表示願意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級別上同中國方麵討論蘇聯與中國的關係問題。

1982年10月,中國與蘇聯就雙邊關係在北京舉行第一輪副部長級磋商。這不僅標誌著中國與蘇聯兩國隻對抗不對話局麵的結束,而且預示著中國與蘇聯兩國的關係開始趨於緩和。

1982年11月至1985年3月,蘇聯三位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相繼去世。中國方麵為了促進中國與蘇聯雙邊關係的改善,先後派國務委員黃華、國務院副總理萬裏和李鵬赴莫斯科出席葬禮,展開了“葬禮外交”。這是中國與蘇聯高級接觸中斷多年後,所采取的非同尋常的舉措。蘇聯方麵十分重視,給予中國方麵的代表十分友好的接待,並重申了改善中國與蘇聯兩國關係的願望。“葬禮外交”逐步消除了中國與蘇聯兩國相互敵視的氣氛,開始了高級官員的互訪。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繼任蘇共總書記後,著手調整內外政策。他多次表示,希望蘇聯與中國的關係能有一個大的變化,強調要發展中國與蘇聯兩國政治關係,提高對話級別,但是在消除三大障礙的關鍵問題上,特別是在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問題上,卻沒有鬆口。

10月,鄧小平在會見訪華的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時指出,解決中國與蘇聯的關係正常化問題,消除三大障礙,首先應從越南從柬埔寨撤軍這件事做起。隻要這個問題解決了,其它問題都好解決。鄧小平請齊奧塞斯庫帶口信給戈爾巴喬夫:“如果蘇聯同我們達成諒解,讓越南從柬埔寨撤軍,而且能辦到的話,我願意同戈爾巴喬夫會見。我出國的曆史使命雖已完成,但是為這個問題,我可以破例。”

1986年7月底,戈爾巴喬夫在海參崴發表講話,同意按主航道劃分阿穆爾江(黑龍江)邊界走向,同時宣布,蘇聯將分階段從阿富汗撤軍,並正在同蒙古討論撤軍問題。中國方麵對此予以積極評價,但是同時強調,讓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問題是改善中國與蘇聯關係的關鍵。

1988年12月,中國外長錢其琛訪問蘇聯。這是自1957年以來中國外長第一次訪問蘇聯。此次訪問,不僅深入討論了柬埔寨問題,而且就中國與蘇聯的高級會晤問題交換了意見。次年2月,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進行了回訪,繼續為高級會晤作準備。中國與蘇聯雙方很快就戈爾巴喬夫5月中旬訪問達成一致,但是蘇聯方麵在柬埔寨問題上突然變卦,不願發表已達成協議的關於越南、柬埔寨問題的共同聲明。後經過艱難談判,中國與蘇聯雙方才就共同聲明措辭達成一致。

1989年5月15日,戈爾巴喬夫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身份正式訪華。在機場發表的講話中,他表示讚成中國與蘇聯的關係適用國際交往中公認的和平共處原則,讚成中國與蘇聯的中國與蘇聯兩國發展經濟和文化合作,進行各種級別的政治對話,讚成中國與蘇聯的中國與蘇聯兩國在解決國際問題時相互合作。戈爾巴喬夫這次訪華的主題是同鄧小平會晤。鄧小平把這次會晤概括為八個字:結束過去,開辟未來。戈爾巴喬夫表示同意。在會談中,鄧小平總結了中國與蘇聯幾十年風風雨雨的關係,強調主要是蘇聯把中國擺錯了位置,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關於雙方過去在意識形態方麵爭論的那些問題,鄧小平說,回過頭來看,雙方講的都是空話,必須根據自己的條件建設社會主義,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他最後說,曆史賬算了,這些問題就一風吹了。戈爾巴喬夫表示,在蘇聯與中國關係的某些方麵,蘇聯有一定的過錯和責任,並讚成講過去就到此為止。雙方都同意,中國與蘇聯今後建立一種新型的國家關係和兩黨關係,但是這種關係不是以過去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為最高準則,而是以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幹涉內部事務四項原則為準則。至此,中國與蘇聯的兩國兩黨關係實現了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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