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在起點上的確出現了重要的差別，一個走向農耕，一個走向商業。這個差別在最初無所謂高低，都是為了生存，但是這種差異卻直接影響到了思維方式，影響到了文學藝術，也影響到了詩歌。
農耕文明的特點，有一點非常明顯，就是“看天吃飯”，也就是它的生產活動要密切地依賴於大自然。這一點影響了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文化的適應性追求。人類生存需要適應周邊的世界，生命需要與周圍的生存環境相適應，不是對環境的征服，不能逆天而行，要順應，因勢利導才行。這裏有很深的智慧。大家有機會去看看成都郊區的都江堰，就知道它比很多的現代工程都偉大，而且曆經幾千年了依然在發揮作用。都江堰一點都沒有破壞自然，那麼洶湧的嶇江水到這裏一下就被李冰父子給馴服了。到發洪水的時候，江水從外江流走，而到了枯水期，又有辦法把水引到需要的地方去，而且還考慮到了排沙的問題。當今世界上所有的水利工程最大的困擾就是積沙問題。黃河的三門峽水電站從一建立起就因為泥沙問題而不能正常運行。現代人光想著如何改變自然，最後破壞了自然的規律。而中國古人的智慧是很難得的。中國古代文化的成果都是和這聯係在一起的。比如農業的二十四節氣，對農業與氣候環境的描述相當準確。包括我們今天常常談論的中國文化的源頭，像河圖洛書、周易八卦，這些東西都體現了一個共通的精神，就是認為人類的活動和自然的變化是一體的，和自然之間是可以互相印證的。英國人李約瑟有一部著名的書——《中國科學技術史》，說的是中國古代有什麼樣的科學技術。這本書采用的是今天西方科學的分類方式，包括曆代天文學的發展等等，其實這是不準確的，這是拿西方的天文學概念來看中國古代對天體星球的描述。實際上，中國有自己的“天文”意識，但沒有今天西方式的天文學，中國的“天文”不是為了研究天體本身，而是為了大地上的“人事”，因為在我們看來，這世界萬物是普遍聯係的。這種適應環境和普遍聯係的觀念才是我們的文化的特點。
中國文化後來的兩大重要思想學說都是走的這樣的思維方式，一是儒家，一是道家。道家走的就是天人合一的道路；儒家實際上追求的也是人和社會的相互適應。一個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一個追求人與人的和諧。這個適應背後的理念是對人自身生命的一種定位：人在宇宙中絕對不是作為一個主宰者出現的，人是宇宙的一分子，也是周圍生存環境的一分子。所以在我們的思維中，不會刻意突出個人的決絕的姿態，那種主宰世界的姿態。這就影響了文學藝術，影響了詩歌。在中國詩歌裏自我的形象和西方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不會特別突出個人的主宰統治地位，雖然也有像李白式的豪放，但是總體上，我們的詩教傳統強調的是抒情要有節製，哀而不傷，樂而不淫，怨而不怒。這就是中國詩歌的“詩教”理念。這樣的傳統就是詩歌抒情的有限性，要適度，不能張揚，尤其不能張揚絕對的自我。
而商業文明則不一樣。一個商人在經商活動中，恰恰不是要藏匿自我，和周圍群體取得妥協或和諧，相反要突出自我，突出自己的智慧。古希臘的傳說中也常常是英雄和海神展開搏鬥，最後取得勝利。後來古希臘的文明也向這一方麵發展。在這裏個人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個人是這個文明形態要保護的中心。
農業文明強調集體，必須依靠集體方式進行，才能保證成功，而且要有一個統治者、一個權威。因而農耕文明同時產生了它的集體性和權威性，權威領袖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有人認為東方專製主義從此就誕生了。美國社會學者魏特夫有個著名的觀點：中國的集權專製是和黃河泛濫聯係在一起的。黃河經常泛濫，治理黃河是一個浩大的工程，如此龐大而艱巨的工程必須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來整體指揮治理，因此就逐漸鞏固了一個權威的力量。這裏所說的也是農耕文明遇到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臘在一開始，其城邦製度就與君主專製不同，被稱作“古典共和製”。其核心理念是“主權在民”。古希臘城邦的最高權力機構是公民大會，適齡公民都可以參加，城邦裏的重要事情都在這裏決定。古希臘最重要的建築也是開會的場所。它雖然也有政府，但隻有執行決議的功能，行政官隻能執行決議，其權力受到限製。甚至為官也是義務的，沒有報酬。據說隻有一種人有工資，就是警察。但是城邦裏，隻有奴隸可以做警察。這些規定是環環相扣的。還有就是“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意識已經產生。舉個例子，古希臘雅典城邦曾經最有名的兩個行政官，一個是梭倫，一個是伯裏克利斯，梭倫改革完善了雅典的城邦民主，而伯裏克利斯時代是雅典民主製度的極盛期，兩個人的聲譽威望都很高。在他們兩個人的統治時期，都曾有他們的親戚、老師等卷入官司，但這兩個如此顯赫的人都沒有絲毫的權力幹涉司法過程，他們的親友大都打輸了官司。可見當時的政治製度設計有效地保證了個人的權利。在它整個的文明形態中，個人（當然首先必須是城邦公民）的權利地位是不可侵犯的，這是城邦文明要維護的核心。這些理念的建立與當時具有的商業文明的氛圍有關，其目標是維護商業社會的基礎——個人的利益。
這樣也就影響到了他們的文學。古希臘的詩歌在藝術的高妙複雜性上不能和我們的《詩經》相比，但是其中所體現的個人的傲岸精神卻很有特點。有一首詩《將軍》，寫的是一個士兵眼中的“將軍”，隻有四行：
那位將軍我不喜歡，他邁大步，
卷發整齊，自鳴得意。
我寧願看見一位將軍，腿彎人矮，
兩腳站得穩，心中勇敢。
詩寫得很直白，但很有自己的個性氣質，這位士兵在將軍麵前絲毫不卑躬屈膝，沒有一點逢迎的姿態，他把將軍看得很平等，隨意加以評論。由此可以看到古希臘詩歌所包含的品性，和我們的詩歌是大相徑庭的。農耕文明和商業文明的差異，體現在詩人的主體地位和姿態上就是不一樣。當然，詩歌的基本思維與表達也有差異。古希臘的詩歌基本上都是直抒胸臆，都是大白話，就像這首《將軍》。中國古代詩歌走的則是另一條道路——觀物取象。不是把自己的內心情緒直接抒寫出來，而是借助對外在景象的描繪來傳達自己的內心感受。這是中國詩歌藝術表達方式的特點，但未嚐又不是中國人日常生活的特點。暗示、象征在中國古人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頻率在世界民族中算是很高的。在古老的詩歌總集《詩經》時代，就已經大量出現暗示、象征，尤其是很多藝術水平很高的詩，像《蒹葭》，體現的就是這樣的美學境界。《詩經》裏的愛情詩也都是可以作別解的，因為沒有明確的指向。而古希臘的愛情詩則很直白，著名女詩人薩福寫的《在我看來那人有如天神》就是很好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