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那人有如天神，
……
你迷人的笑聲，我一聽到，
心就在胸中怦怦跳動。
我隻要看你一眼，
就說不出一句話，
我的舌頭像斷了，一股熱火
立即在我周身流竄，
我的眼睛再看不見，
我的耳朵也在轟鳴，
……
她完全是直接傾吐，毫不隱晦，甚至還直接寫自己的生理反應，這也是民族性格的體現。可見，在文學產生之初，中西方詩歌就產生了分野。
中國古代詩歌不僅注重觀物取象，還注意物象之間的和諧統一和渾融性。西方當然也有寫自然的詩，但大自然常常不是以和諧狀態出現的。比如古希臘有一首詩《蟬鳴時節》：
其時菊薊發華，鳴蟬
坐樹端，從雙翅間
瀉下哆亮歌聲，天酷暑，
山羊最肥，酒最美，
婦女最動情，男子最虛弱，
因為烈日曬燙頭頂膝蓋，
皮膚烤得發於。我欲到
一處石蔭下，放上美酒，奶餅，
山羊回奶前的最後乳漿，
林中育肥的未產過息的母牛
和頭生的山羊的嫩肉，
坐在蔭涼中，開懷飲酒飽餐，
讓西風徐來直吹我額首，
我用那源源不斷的清泉水
先注三次水，第四次才注酒。
這種詩中就沒有中國古典詩歌的渾融境界。其詩的核心是人自己，人在消費自然，自然是人消費的對象。而中國的古典詩歌，如陶淵明、王維等人的作品，詩人在詩中，不是消費者，不是高於自然的。這種姿態，是生命和生命間的信息的交流。李白在敬亭山麵前，不是登山者——登山者是征服的姿態，李白在這裏把山當做了朋友，或者說他坐著看山，把自己也坐成了一座山。這就是中國式的人和自然關係的生動典型。按這種和諧渾融的中國式的態度，詩所追求的就是意境。意境就是人和自然之間和諧融洽的寫照。人在自然中，放棄了作為自然主宰的形象出現，人回歸了自然，與大自然平等相待。人首先要物態化，人要回歸自然，人不再是一個人，他放棄了作為人的七情六欲，回到和自然平等的狀態，人和山川草木、鳥獸蟲魚完全處於同一的狀態。這時就能夠體察到人和世界真正構成了本質上的融通。你要理解意境，要能夠體會到最細微的能量的交換，就要用你的最細微的心來體察生命的節奏，隻有進入這種狀態才能體會。中國古代強調對自然之境“遊”的狀態。西方走的不是物態化而是意誌化的道路，意誌化強調的是個人的思維，人的主體始終處於核心，不管世界如何千變萬化，都隻是為了說明人的獨特性思想。這和中國古代恰好相反。中國古代詩歌，越是追求物態化，追求意境，越要人放棄思想和意誌。王維的詩就是最好的體現，表達了撣意——空。在本質上，“空”來自於人的主觀心靈不再受到客觀世俗事物的牽絆。在滿是欲望的世界上，人其實是很難做到“空”的，因為受到很多事牽扯。當把一切看透了，世俗之事才能不再對自己產生影響。“花開花落兩由之”，這才是“空”。
西方詩歌傳統重視突出自己的思想和意誌，古希臘詩歌就是直接寫人的思想感情，寫自然的很少。寫自然的詩，一直到19世紀浪漫主義詩歌運動興起時才比較多，如英國的湖畔派三詩人——華茲華斯、柯勒律治與騷塞——開始大量寫作關於自然的詩。但即便是到了浪漫主義運動之時，詩人筆下的自然仍然是為人的主觀所改造過的自然。比如雪萊的代表作《致雲雀》：
恰似一個詩人，
沉浸於思想之光，
用自發的歌吟感動世人的心腸，
激起世人從未注意的憂慮和希望。
詩中的雲雀，實際上就是詩人自己。可以這樣認為，如果說中國詩歌追求的是人的自然化，西方詩歌則是自然的人化，這樣的詩寫的雖然是大自然，卻處處留有人自己的深刻的印記，實際上就是人自己。
再如雨果的《當一切入睡》：
我總相信，在這沉睡的世界上，
隻有我的心為這千萬顆太陽激動，
命中注定，隻有我能對它們理解；
我，這個空幻、幽暗、無言的形象，
在夜之盛典中充當神秘之王，
天空專為我一人而張燈結彩！
雨果覺得整個世界的星星都隻為他存在。可見，在他的心目中，什麼是宇宙的核心呢？就是人，人始終居於世界的中心。西方詩歌開始學習中國古代詩歌，是象征主義之後的意象派詩歌運動，他們也開始注意從自然中攝取一些物象，但是都是經過組裝改造的。這是文化的印記，是中西方詩歌思維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