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們討論的是在兩種不同的文化格局中發展起來的詩歌傳統，這兩種傳統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內，可以說是在各自的空間裏各自發展。但是到了近代，中外文化交流，這兩種文化有了相交的機會。可以說，中國現代新詩，就是在中外不同文化的相交中產生的。當然，這種“相交”的過程頗為複雜。
兩種文化相交產生新品質的文化，這在詩人自由的創作中是如何體現出來的呢？
首先，這是因為在一個新的時代，詩人有了新的感受，需要新的表述方式。近現代曆史的進程，不管我們願不願意，喜歡不喜歡，都走上了這麼一條道路：中國正在從一個農業國轉向一個工業和商業國。這種變化，在一個需要文學新內容與新方式的作家那裏就顯得格外重要了。文學表述的方式總是和文明形態密切聯係的。有兩類題材的詩歌在中國古代數量眾多，一類是鄉愁詩，一類是贈別詩，為什麼這兩類題材的詩特別多呢？這與社會形態是有關聯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農耕文明條件下，地域間差異巨大，它對一個人的生存繁衍起著明顯的“固定”作用。一個農村人很可能一生都沒有走出過這個村子。地域間交流的不便，導致了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對故鄉的情懷，這種鄉愁來自他對生存地域的依賴性，離開了就覺得很不便。一個人生存範圍越小，他就越會執著地抓住這個地方。四川作家沙汀的小說曾經描寫過，在偏遠的鄉村，很少有人能去縣城，如果有人要去省城，提前幾天他的動向就在村子裏“哄傳開了”，他回來後好長時間了家裏還是絡繹不絕，總有人來打聽外麵的新聞。一個古代的作家，他也總覺得離開家鄉是很重大的事，離開了可能很難再回去，鄉愁由此產生。所以農耕文明直接導致了鄉愁詩的大量出現。贈別詩也是如此，兩個詩人墨客在各自的人生軌跡上偶然相遇，成為朋友，過了幾天後因為各自的生計原因不得不各奔東西，這一別就不知道何時能再見，寫信都很不便，“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很自然就覺得可能是永訣。鄉愁和贈別就成了勾動人情感的兩種重要方式。但是，到了今天工業和商業文明的時代，遷徙旅行成了日常生活的常態。在這種情況下，鄉愁和贈別就很淡了，大家都認可了這種生活方式，所以有人會說，都市文明讓人的感情變得疏遠，不那麼深切，不那麼強烈，好像漂泊分離都是很容易接受的。
再看中國現代新詩，鄉愁詩和贈別詩都大量減少。特定的環境下可能還有某些人在寫，像台灣餘光中著名的《鄉愁》，但通常情況下，這兩類詩都不再有顯赫的地位。因為生存方式的變化改變了詩人對世界的感受和表達。在這個過程中，工業和商業文明的世界，倒是不斷激發起個人的思想和意誌，激發起個人的欲望。欲望成為消費時代的明顯特征，人能夠清晰地感覺到自己欲望的躁動。在這種轉變中，西方文學的一些表述方式被推到了我們麵前。這就是為什麼外國詩歌成為我們借鑒的起源，這些都是很自然的演變過程。
當然這一借鑒過程沒有這麼簡單，並不是直接“拿來”就大功告成了。因為，雖然我們今天正在走向工業化和商業化，但是我們骨子裏對語言和文化的適應、感受是分層的。不同層麵的文化，變化速度是不一樣的。我們的日常生活類的感受變了，但是我們的審美心理和習慣沒那麼容易變。我們還很欣賞中國古典文學帶來的美感，從小我們所接受的詩教，自覺不自覺地還是把古典詩歌作為啟蒙的最好材料。到現在也是如此，父母們給孩子買書首選的是唐詩，小孩子背的是“鋤禾日當午”、“白日依山盡”，而不是郭沫若的《天狗》、艾青的《巴黎》和穆旦的《讚美》。盡管我們的新詩，已經號稱有了一百年的曆史，但是最普通的老百姓從他們最感性、最直覺的認識出發，還是沒有把新詩融入到文化傳統中，仍把古典詩歌視為正宗，視為該被我們接受的傳統。這就加深了我們精神狀態中對文學現象理解的複雜性和交錯性。當我們需要正式表述自己的文化修養的時候，我們可能用一些西方詩歌，但回歸到內心深處，想想什麼是我們的所愛，很可能我們仍會選擇古典詩歌。這古今糾纏、中外糾纏的關係，不是簡單的衝突，而是又衝突又融合，難以理清頭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