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相互糾纏的過程中，還出現了一個新情況：當中國新詩努力向外國詩歌汲取營養的時候，中國詩人發現了一個現象，這讓他們感覺到難以適應。他們發現，我們在學習外國，而西方從18世紀開始，就把目光轉向了中國。一幫西方最著名的文學家、學者都對神秘的東方中國發出了由衷的讚歎，對中國文化和審美形態頗多欣賞。這就讓人疑惑了：到底我們的文學藝術的道路該走向何方？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的接受，同時也伴隨著屈辱感，我們對西方文化不是主動的接受，而是在政治軍事經濟的全麵失敗之後的接受，是挨了打才學人家。聞一多清晰地剖析了這樣的心態：“自從與外人接觸，在物質生活方麵，發現事事不如人，這種發現所給予民族精神生活的負擔，實在太重了。”“一想到至少在這些方麵我們不弱於人，於是便有了安慰。說壞了，這是‘魚處於陸，相儒以濕，相噓以沫’的自慰的辦法。說好了，人就全靠這點不肯絕望的剛強性，才能夠活下去，活著奮鬥下去。這是緊急關頭的一帖定心劑。雖不徹底，卻也有些暫時的效用。”聞一多的心態是很有代表性、很有典型意義的，他道出了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人對世界的信息的攝取是定向的，不是把世界所有的信息都同等地裝入自己的記憶，他一定是攝取自己最需要的。這種屈辱感的心態使詩人有意攝取了西方對東方的讚美之詞。
歌德在他著名的《談話錄》裏，回答了秘書艾克曼向他提的很多問題，例如讓他描述心目中的東方和中國，他說：“在他們那裏一切都比我們這裏更明朗，更純潔，也更合乎道德。在他們那裏，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他們還有一個特點，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經常聽到金魚在池子裏跳躍，鳥兒在枝頭歌唱不停，白天總是陽光燦爛，夜晚也總是月白風清。月亮是經常談到的，隻是月亮不改變自然風景，它和太陽一樣明亮。房屋內部和中國畫一樣整潔雅致……故事裏穿插著無數的典故，援用起來很像格言，例如說有一個姑娘腳步輕盈，站在一朵花上，花也沒有損傷；又說有一個德才兼備的年輕人30歲就榮幸地和皇帝談話，又說有一對鍾情的男女在長期相識中很貞潔自持，有一次他倆不得不同在一間房裏過夜，就談了一夜的話，誰也不惹誰。”這就是歌德心目中美妙的中國。每當中國現代文人在屈辱的心態中看到一個西方的大知識分子、大文豪以如此欣賞的口吻、如此讚不絕口的語氣來談論我們的傳統，談論我們的審美精神時，所獲得的鼓勵無疑是巨大的。同時這種影響也造成了中國現代詩人在文學藝術上選擇的複雜性，使得他們的選擇變得困難了。到底我們的現代詩歌該走向何方？這是一個讓人頭痛的問題。
在胡適的白話新詩之後，很快有了批駁之聲，中國新詩應該怎麼發展呢？他們認為應該從學習西方轉回頭來學習中國古代，於是從新月派、象征派到現代派，重新返回中國傳統的要求持續不斷。
中國現代新詩就在中國新詩人的艱難的抉擇中生長，在不斷的爭論中生長。這是我們理解中國新詩發生發展的第一個大的方麵，也就是說我們要從文化的背景中來理解新詩。文化的相交產生的旋流激蕩生成了新詩，也造成了新詩發展的艱難性和複雜性。
第二個大的方麵，就是中國新詩不僅是在中外文化的旋流中激蕩生成的，它還在現代政治文化的夾縫中瞞珊行進著。我們不能忽視政治對新詩的幹擾。整個中國現代文化都是和政治密不可分的，新詩由於自身對信息的敏感性，常常被推到這個政治文化衝突的前沿位置。
中國現代社會，走過了20世紀這一百年。在這一百年裏我們經過了很多艱難的時刻，經過了很多波瀾起伏。自世紀初，推翻帝製，複辟，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國共合作，北伐，內戰，分裂，國民黨圍剿紅軍，長征，八年抗戰，解放戰爭，直到新中國成立，後來又有反右，“文革”，八九十年代也有各種政治事件。這一百年過得多麼的不易！這期間，少則二三年多則七八年，就有一個重要的事件，足以把所有的中國人都裹挾進去。當然世界各國都有自己的政治生活，中國的政治的特殊性在於它是一個沒有多少緩衝空間的激烈的政治搏鬥。人們對政治的選擇非此即彼，必須麵對。到了最極端的“文革”時期，連所有的個人生活都徹底政治化了，沒有個人的生活空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