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新詩在尋找和建立自己的現代形態方麵出現了較之其他文體更多的艱難性。這是我們學習中國新詩時應該特別注意的。
到目前為止，新詩引起的爭論最大。越是過去被捧得很高的詩人，到今天，無論是普通讀者，還是專家學者，對之都不能一致認同，包括過去新詩史上獲得很高評價的郭沫若。
另外，有些為新詩作出了貢獻的詩人，過去卻被長期淹沒，如穆旦，包括早期的艾青、十四行詩時期的馮至。過去很長時期，沒有人了解穆旦，馮至也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對艾青，大家也主要從他抗戰作品的愛國主義的角度加以接受和肯定。近幾年穆旦的地位提高了，但也有質疑，如江弱水的文章《偽奧登風與非中國性——重估穆旦》，認為穆旦的詩常常是化用外國的某些詩人的詩句。這說明，在新詩的發生發展方麵，很多認識問題沒有解決。
將新詩與中國現代文學其他幾種文體比較，這樣的爭論不休的情況可能更為明顯。盡管現代文學的發生發展總體上都會有不少爭論，有的爭論還會持續下去，但是相對而言，其他三種文體的發展都呈現出了不同程度的穩定性。比如小說，大家一致認為它是取得成就最豐富、發展最活躍的文體，也是很穩健的文體。而恰恰是新詩在尋找建立自己的現代形態方麵顯得格外艱難。
對現代小說家如魯迅雖然也有爭議，但無論爭議多大，包括海外的漢學界，都沒有人能輕易否定魯迅小說所取得的成就。海外有人認為魯迅的雜文不好，說政治意念太強，簡單化，李歐梵甚至還認為魯迅的雜文縮小了現代的言論空間，但他也認同魯迅小說的成就。無論文學評論的標準怎麼變化，總還會承認魯迅小說的成就，因為魯迅小說中所展示的那種對世界對人生的理念，不是古代小說的重複，他對人生的理解決不是施耐庵、羅貫中的翻版，他的小說也決不是僅僅換了一個故事，他真正是用現代的眼睛來看中國，他對人的觀察也是不一樣的。《三國演義》縱然寫得扣人心弦，但作者對人的理解，始終沒有跳出儒家文化所設定的人倫關係模式——忠、孝、義——以此來理解曆史和人物的命運。這樣的小說很容易成為扁平型人物的聚集地：很多人物給人很深印象，但僅僅是某一類性格的集中展示，它無意呈現人性中更豐富的一麵。魯迅的出現，意味著一個全新的文化構成的出現，他看待世界就和傳統小說不一樣，所以在《狂人日記》裏，他看出了“吃人”二字。這種觀念超越了一切的人倫關係，這和《三國演義》的區別有多大！“吃人”一下子揭示了文化的本質，每個人自覺不自覺地都在文化的漩渦裏有相通的思維和相同的結果，這個結果就是吃人。無論怎樣的親情倫理都沒有辦法掩蓋吃人的本質。這是怎樣一種觀察世界的角度！這絕對是前所未有的。
這種對吃人的憂慮與控訴彌散在了魯迅的所有小說中，這與親情無關，與憐憫無關。所以孔乙己被人吃，他不僅被有權勢的人吃，也被本應該最單純的沒有勢利之心的店小二“我”吃。店小二也參與了對孔乙己的集體冷漠。孔乙己甚至還曾經被當代中國的讀者吃。這更是一個悲劇。中學教育裏，老師講到孔乙己，總是把他說成是一個被科舉製度毒害的知識分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好逸惡勞，小偷小摸，不從事生產勞動。孔乙己迂腐，傳授的知識都是沒有用的。其實魯迅在《孔乙己》裏想要揭示的不是什麼科舉製度的毒害，他想揭示的就是人與人之間冷漠的悲劇。他之所以能這樣看待，恰恰就在於他跳出了傳統看待人的方式，他能夠從一個現代人的角度來看。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都有自己生存和發展的權利，都有自己的人格尊嚴。人格尊嚴是天賦的，跟他有沒有知識或者知識落後與否沒有關係。《祝福》也是如此。《祝福》還呈現出另外一個特點，就是一個現代人自我批判的精神，反省的精神。這是任何一個中國古代作家都做不到的。《祝福》裏非常重要的是對知識分子文化的批判。樣林嫂問知識分子“我”，世界上有沒有靈魂。過去我們批判樣林嫂受封建迷信毒害之深，其實是讀反了，這是非常精彩的一筆。樣林嫂提了一個最偉大的問題。到現在為止，人類的哲學史關注的始終不就是這個問題嗎？關心我的歸宿；關心我從哪裏來，會到哪裏去。一直到20世紀，翻來覆去，都是對這個命題的不同回答。這是非常深刻的。魯迅要寫的是什麼？樣林嫂問“我”這個問題，是問對了。知識分子是應該思考這個問題，關心人的精神處境。而魯迅深刻的批判就在於，知識分子“我”從來就沒有想過這個問題。這是很深刻的。所以說，在這個意義上，無論現代小說是否還有讓人不滿的地方，都得要承認像魯迅小說這類作品的意義。有了魯迅的小說我們就可以說，現代小說已經找到了區別於古代小說的現代形態，找到了自己新的觀照世界、人生的方式。
戲劇在現代史上的命運也有些坎坷曲折，但是有一批一批的人一直在堅持探索。而且有曹禹劇作的存在，也就很容易辨別出現代話劇和古代戲曲的區別，且差別是很明顯的。《原野》裏，花金子和仇虎的愛情和古典戲曲中的愛情有本質不同。大家知道，古典戲曲中的愛情模式是“私定終身後花園，落難公子中狀元”，但一進入《原野》，這一切都不存在了。《原野》的偉大就在於，其中的愛情到現在都很難用我們所熟悉的愛情模式去衡量，那種愛與恨、生與死的糾纏廝殺，被那樣淋漓盡致地展示了出來，這裏有很深刻的意味，作家曹禹以一種現代視野來看待人性，一下子就和古代穩定的人性觀拉開了距離。當然，中國話劇的整體水平如何評價，這是另一個問題。但至少，我們有了曹禹，這樣一下子就可以把這個文體推到極致，他給我們展示了一個最大的可能性。我個人認為，衡量一個時代文學的最高點和可能性，絕不是看平均值，而是看它已經推到了什麼程度，幅度拉開有多大，看在現代文化的格局中，在現代漢語的條件下，那種思維躍進的程度和可能性。這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