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胡適的白話詩及詩歌史貢獻，我想大家都已經比較熟悉了，這裏不再贅述，我想提出幾點在今天引起爭論的問題，以便深入地討論相關的詩歌史問題。
讀胡適的詩，大家都感覺到一個特點，這個特點也是其他初期白話新詩不同程度地都具備的，就是很俗。至少有一部分詩是這樣。不僅是胡適的詩俗，劉大白的一些詩更俗。寫的完全是大白話，完全是俚語。後來有人指責初期白話詩，這也是一個理由。詩寫成這樣，傳統的雅趣到哪裏去了？還怎麼體現一個知識分子的學養呢？甚至有人說，這簡直是墮落。沒有押韻，沒有錘煉，這是詩嗎？這些質疑其實是可以再思考的。
我覺得，這種質疑本身是把曆史想得太簡單了，質疑者把這一批詩人的素質想得太簡單了。詩寫得那麼俗，那麼白，似乎就證明了這些作家沒有文化。古典詩歌本來有著悠久的傳統，可到了現代，詩歌就在這樣一些沒有文化的人手裏被寫成了這個樣子！所以說詩歌傳統被中斷了。詩論家龍泉明先生對初期白話詩也有個概括叫“非詩化”。這些觀點都可以再討論。我們要知道的是，從事初期白話詩寫作的這些人，胡適、劉大白、劉半農、沈尹默等，可都是學者，不是沒有文化的人。這些人在寫詩的時候，為什麼會寫得那麼俗那麼白？這是耐人尋味的。
這讓我聯想到當代詩人韓東引起爭論的《大雁塔》。我們發現，在多少年之後，在又一批新的詩人那裏，詩又變得俗且白了。當然這個俗和白又不一樣。這些詩人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但疑問也在這兒，他們為什麼刻意用這樣的方式來做詩？曆史在經過了大半個世紀後，實際上出現了某種相似性。要理解初期白話新詩，我們要努力具有一種“當下”意識和問題意識，要發掘出其中的問題來。有了這樣的意識，就會發現，新詩史的很多東西，不是很陳舊的，而是有新鮮的內容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重複？我覺得是一種曆史的重壓感。當文化經過了成熟到爛熟之後，對詩人的心理就構成了巨大的擠壓。今天我們要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初期白話新詩：詩人他們做了什麼，做得怎麼樣？我們怎麼評價，怎麼理解？
要把這些問題說清楚，我們首先得把自己深深地浸潤在他們曾經受到的那種曆史壓力中去，我們也來感受感受他們的壓力。前麵一講已經談到，中國詩歌自唐代以來，它的成就對後人都是壓力。而且我們的語言方式，是在一種自我封閉的生活中成熟的，這種藝術越成熟，留給後人的機會就越少，後人越看不到新的可能的空間。了解了這些，再來看胡適們的俗和白，就可以理解了。中國古代詩歌的成熟，是以什麼為標誌的呢？是以高度的文人化精致化為標誌的。這既包括古典詩歌的藝術情感，也包括它的語言方式和形式，雅言的傳統非常牢固。換言之，也就是詩歌語言是高度貴族化的。這就給後人構成了巨大的壓力。試想一下，如果我們生活在那個時代，所有的人說話都很雅，之乎者也的，當你覺得厭倦了，你想做得和他們不一樣，你會怎樣做？這就是俗和白產生的簡單理由。這其實是從本能出發的對抗。古典詩歌是貴族化精致化的，給我們構成了壓力。如果還要另走出一條路來，一定是和這不一樣的道路。俗和白，不是胡適這些新詩的嚐試者沒有文化的證明，而是他們反抗方式的表達。他們覺得隻有這樣寫，才能從傳統的重壓中透出一口氣來！
這是中國現代詩歌在創立時所經曆的一段。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解釋我們今天這一批號稱民間寫作的詩人的遭遇。這個遭遇，充滿了曆史的相似性。因為，我們發展起來的新的文化又對後來的詩人構成了壓力，可能具體情形不一樣，但卻同樣成為了壓力。這種壓力讓人產生不自由感。所以伊沙有《車過黃河》，想“在黃河上撒一泡尿”。為什麼他會想這樣做？就是因為“黃河”這個文化意象對中國人的心理構成了巨大重負乃至陰影。我們一想到黃河，就想到偉大崇高、中華民族的曆史等等。這對我們的靈感是某種阻礙。伊沙的《車過黃河》，有人批評他褻瀆了民族情感，但是他的感受其實也有著真實性，他寫出了人的實際生存和文化壓力在我們身上構成的矛盾。我們往往不是從生存中自然地感受文化的意義，總是被動地接受，這就在內心產生了抵觸和反感。這種抵觸和反感的釋放到了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達到了極點。這種心態不僅僅體現在新詩，還體現在別的領域。比如王朔的“痞子文學”，也包括像周星馳的《大話西遊》等作品，都是對文化壓力的反撥。當然，這一類詩，在詩歌史上達到了怎樣的高度，該怎樣評價，這是另一個問題。我今天首先要強調的是一種理解的態度。對於任何曆史事實，首先應該有“理解之同情”，我們要理解它。這也是做文學研究的一個基本態度。隻有對某個現象理解了，知道它的合理性和它的來龍去脈，才談得上評價它。有時候我們不大注意先理解某個現象，一開始就抓住一個標準來作評價和下結論。這樣的評價和結論是沒有說服力的。輕易否定像胡適他們所寫的那些很俗很白的詩，或者將伊沙等人的作品一筆勾銷，這都是不太“學術”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