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初期白話新詩，第二點需要辨明的是，不要完全在一種中外古今對立的二元格局思維中加以理解。我覺得在今天的文學評價體係中，我們製造了很多二元對立的概念和思維方式。最明顯的，一個是中外的對立，一個是古今的對立。也許中外古今的分別，也是曆史的現象，但是一旦我們把這種現象作為判斷事物的唯一標準，就成了問題，因為我們把很多模糊的邊界過分清晰化了。這樣就把作家、詩人陷入非此即彼的選擇中、一種不再具有多種可能性的事實中。這實質上是扭曲了曆史，是把複雜的文學現象簡單化了，也忽略了很多很微妙的東西。比如一提到“五四”，提到胡適，首先就想到反傳統，他如何西化，如何反傳統，如何中斷了傳統，然後就評價他的反傳統好還是不好。這種思維，我覺得，就不是從事實出發的思維。今天我們的文學研究強調從事實出發，首先要分清楚，這一批人做了什麼？當我們陷入到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之時，我們的很多結論就是放在事實之前的。
“反傳統”，“反封建”，我們對這些詞語要謹慎使用，因為這些詞語的含義太豐富了，把很多文學的細節都覆蓋了。“五四”反什麼封建？怎麼算是封建？這些都是要重新定義的。我們不要簡單地說他們反封建反傳統，我們的態度應該是認真麵對曆史，描述這些詩人做了什麼、如何做的。在他們做之前，其實本來就沒有古今中外的絕對的分歧的。
今天對“五四”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一種認為“五四”的反傳統很有意義，一種則認為“五四”的反傳統割裂了傳統，導致了我們現代社會的混亂。今天很多人都在倡導國學複興，最後歸根結底都認為“五四”的路錯了。在這裏，肯定“五四”的人和否定“五四”的人，其實其思路是一致的，他們的根據也是一致的。這種分析方式本身就有嚴重的問題。一個作家創作隻有一個目的，他隻想寫出別人沒有寫出的有新意的東西。一個作家創造的出發點就不是為了延續傳統文化，或者為了引入西方文化。當一個作家進行創作選擇時，古今中外的文化，對他來說實質上都是混沌的整體，在這個整體中，有很多的文學元素可以供他去攝取。但是他心目中可能沒有一個非常清晰的概念，哪些是中，哪些是西，哪些是古，哪些是今，然後再來借鑒。而且如果按照評論界的分法，這些作家隻能選擇其中一種，要麼是今要麼是古，要麼是中要麼是外。這怎麼可能符合事實呢？對一個作家來說，文化資源就是混沌的。作家就想創新，在這個目的下，很多對象都可以為他所用。後來的人對文學史的描述可以說是扭曲了曆史，也導致了我們經久不息的爭論，而這種爭論是永遠沒有結果的。
這樣說也是為了提醒大家，在研究初期白話新詩，研究胡適這一批人的選擇時，要注意：在他們那裏，古今中外是被打亂了的，他們就是想寫出別人沒有寫出的東西。指責胡適全盤西化是沒有任何依據的，他隻是在回複朋友時說道：全盤西化就是充分的世界化，在這個意義上他是同意的。他就說了這一句。今天，我們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很多描述都是誤讀，我們的很多批駁也都建立在不可靠的基礎之上。比如有人說“五四”要打倒孔家店，實際上，胡適根本就沒有說過打倒孔家店的話，頂多說“打”孔家店，而且他的話也是有特殊含義的。他從來沒有說過要把孔子打倒，也沒有說過要打倒儒家思想。大家為什麼有這個說法呢？起因是康有為提出要搞孔教會，要把孔子思想寫入中華民國憲法，要求當時的每一個人都要執行，不執行就是違法。它的嚴重性在於，當憲法規定了我們隻能信仰這一種學說而不能信仰其他學說時，這就變成了一個現實問題而不是一個理論問題，更不是一個文化問題，這是中國人有沒有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問題。一個學說再偉大，也不能成為一個文明時代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唯一的具有絕對統治意義的學說，否則，就是荒謬的，就是對公民最基本的信仰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嚴重剝奪。所以一批新文化人起來反對他，提出要打孔家店。這一舉動其實不完全是針對孔子也不是針對曆代儒家思想，而是針對康有為的主張。這才是曆史真相。由此，我們今天動輒說“五四”打倒孔家店，是不符合事實的，這種言論更多是由“文革”曆史造成的。後來我們對現代文學的一些理解都是建立在並非事實的基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