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大體上都是有特殊稟賦的人，他們無法借助於人類已成的文化規範來表述自己；而學者則相反，他們能夠有效地借助已有的文化規範完成自己。小說家和戲劇家也有很多理性的方式和原則來表達自己，唯有詩人，是赤裸裸的。所以美國著名華人學者王德威稱郭沫若是“裸身呐喊”。詩人不就是可以裸身呐喊的嗎？可能是到了今天，我們的社會中產、成功人士，再也不必裸身呐喊了，一律都是西裝革履。但問題也在這裏：一個西裝革履的人怎麼能理解一個裸身呐喊的人呢？所以我們今天常常沒法理解郭沫若的性情與方式，常常也不能理解一個詩人的情感態度，這不是我們的時代進步了，而是時代影響下的我們離一個詩人真實的自我更遠了。
對於這樣一些有著獨特氣質、思維方式和能力的人，我們要理解他們，就得換位思考。如果我們隻相信種種的文明規矩與理性，可能就理解不了詩人了。比如但丁，號稱中世紀最後一個詩人、文藝複興第一個詩人，他寫《神曲》，漫遊地獄、煉獄、天堂，當他漫遊地獄、煉獄時，由他所崇拜的古羅馬詩人維吉爾引領他，但當他遊曆天堂時，連他最崇拜的維吉爾這樣偉大的詩人也沒有資格當“導遊”了，最後是他的夢中情人貝亞德來引導他。其實貝亞德不過是但丁九歲時在鄉村集會上看到的小姑娘，多年後貝亞德嫁給一位銀行家，卻不幸很快去世。但丁和貝亞德之間並沒有發生什麼浪漫的故事，連花邊新聞都沒什麼可寫的。而詩人奇就奇在這裏，但丁竟然就從此沉湎在了愛情的幻覺中，甚至終生難忘，但丁的詩集《新生》就是獻給貝亞德的，那完全是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作為真正的夢中情人，貝亞德在他的心目中占有極高的位置，遊曆天堂隻有靠她的帶領。這就是詩人的人生態度，那種遠遠超出世俗的純粹。有的詩人似乎具有特殊的思維與想象能力，如英國湖畔派三詩人之一的柯勒律治，有一次他構思一首關於蒙古大汗忽必烈的詩，陷入到寫作的困境，在喝了一點具有迷幻作用的飲料之後沉沉入睡。睡夢中詩人真的來到了曆史的過去，很多場景曆曆在目，他看見自己騎馬在草原上奔馳，而旁邊就是忽必烈汗，他親眼目睹了曆史的全過程，詩歌也不由自主地開始湧現在他的頭腦裏，一覺醒來之後，隻需要將這幾百行詩如實錄下即可。有些民間詩歌的傳承也具有不可思議的形式，比如大家可能都知道的藏族史詩《格薩爾王》，一直口頭傳唱，但傳唱者往往都是天賦異稟，沒有人教授他，常常因為一些傳奇般的遭遇就天然具有了傳唱的能力，這對我們理性世界的許多人而言都是不可想象的。
對於郭沫若，無論我們今天對他有多少爭論，有多少不屑，包括所謂的人格缺失問題——其實稱某人人格缺失就是預設了一個前提：有一類人人格是完全不缺失的。但實際上，人不是神，人生而為人，都是缺失的。大家可以去讀一下福柯的著作，人的精神都是有疾病的。這個世界原本就沒有一個完美的範本，所以我們最好隻是去描述它，而不是主觀地把它定位為一種缺陷。我們自己也肯定不是一個完善的人，可以任意居高臨下地去批評一個有缺失的人。我們要知道，不管郭沫若引發了多少爭論，有一點毫無疑問，即郭沫若是極具詩人氣質的。我們在這個基礎上，剛好可以把郭沫若的很多表現納入這裏來解釋。一個詩人的靈魂、性靈、情緒就是彌漫於天地之間，他就是要自由揮灑，不一定按照社會文明所約定俗成的那些規則來生活。郭沫若有著驚人的對世界的感悟能力，他的感覺很敏銳，遠遠超過一般人，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幾乎唯一的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他涉獵了很廣的領域，文學的四種文體他都寫過，還從事文學研究，從事文字學研究、曆史學研究、考古，在每個領域都有驚人的發現，而且是有創意的發現，新中國成立後成為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科技大學校長。他進入每一個領域之後都不是默默無聞，而是有所發現，當然一些結論在今天可能有爭論，如關於《坎曼爾詩箋》的考證問題。但從另外一方麵看，卻恰恰證明了郭沫若和初期白話詩的嚐試者胡適他們不一樣的地方。胡適骨子裏就是學者，是曆史讓他在特殊的時刻成為了詩人，而郭沫若恰好相反，郭沫若本來就是個詩人，但是曆史讓他做一個學者，到方方麵麵的領域去發言。而事實又證明了學者也許並不是他最佳的位置，他的創造性思維是以感受為基礎的，但他似乎並不習慣長時間專注於其中某一學術問題，對之進行更為執著的理性把握。從根本上看，他的創造性思維和感受能力恰好有利於他成為一個詩人。他可以在詩歌裏表達他的創造性的理解，哪怕是誤解。這對詩人是可以的，而對學者則不行。所以他的性格，從一開始到後來，都是向著一個詩人表達自我才情的方向來發展，而事實上他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所以郭沫若就是作為中國新詩史上第一個具有詩人氣質的人而出現的。而這才情，在他的“女神”時期表現得最為充分和明顯。這就是郭沫若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