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詩歌也給我們留下了進一步反思的問題，因為他的優勢並沒有持續太久。為什麼呢？因為郭沫若就是靠對情緒的獨特性的抒寫來完成他自己的。我們知道，要成為一個優秀的文學家，單靠情緒是遠遠不夠的，世界上的文學大師沒有一個單靠情緒就能夠支撐到底的。人的情緒最有力量，最有原創性，但是情緒卻又是充滿爆發性的，其持續時間是有限的，很容易消失。一個優秀的文學家，一個大師級的作家，總是同時兼有情緒的醞釀和理性的深度，而且他總是能讓這兩者處於相互支撐的狀態。他要有思考，但僅有思考也不能成為作家，作家還要有獨特的情緒；但是一個人的情緒就要釋放完時，又需要有思考來刺激他、激發他，以便醞釀新一輪的情緒。總之他要在兩者之間構成配合，缺少任何一個都不行。郭沫若的最大缺點，就在於這兩者之間並不平衡。
郭沫若思考詩歌藝術時，往往有想當然的成分，缺少更深入更細致的把握。比如說，他曾經有過這樣的自我認識的邏輯：“總之，在我自己的作詩的經驗上，是先受了太戈爾諸人的影響，力主衝淡，後來又受了惠特曼的影響才奔放起來的……我自己本來是喜歡衝淡的人，譬如陶詩頗合我的口味，而在唐詩中我喜歡王維的絕句，這些都應該是屬於衝淡的一類。”郭沫若將泰戈爾和他讀過的王維相提並論、等量齊觀，顯然就是混淆了兩者在精神內核上的重要差異，盡管都是東方詩人，都有所謂和諧衝淡的境界，但要注意的是，泰戈爾是有宗教情懷的。一個有宗教情懷的人，他的心靈的寧靜，和一個在大自然中陶冶性情的人的寧靜是根本不同的。泰戈爾的寧靜是一種根本性的寧靜，這就在於他找到了生命的依靠。泰戈爾找到了生命歸屬和依靠的感覺，因而對於世間的喧囂他淡然視之。郭沫若似乎缺少這種宗教體驗，比如他的《晚步》：
鬆林呀！你怎麼這樣清新！
我同你住了半年，
從也不曾看見
這沙路兒這樣平平！
兩乘拉貨的馬車從我麵前經過，
倦了的兩個車夫有個在唱歌。
他們那空車裏載的是些什麼？
海潮兒應聲著：平和！平和！
他寫自己心境的平和，但一點宗教感都沒有，純粹是中國式的思維，在大自然中獲得了感悟。但是泰戈爾不是這樣，因為宗教的支撐，他話語的背後都有一個力量——神。宗教情懷帶給詩人寧靜，但寧靜之中有一種縱深感，讀泰戈爾的詩，都有這種感覺，他的寧靜背後有東西在吸引他，在和他對話：
即使化為塵土我也甘心，因為塵土被他的腳所觸踏。
即使變成花朵我也願意，因為花朵被他拈在手裏。
他是在海中，在岸上；他是和負載一切的船兒同在。
無論我是什麼我都是有福的，這個可愛的塵土的大地是有福的。
而郭沫若的這一類“衝淡平和”的詩，都是平麵的。他出來散步，看到一輛馬車，他還要好奇地問問馬車裏載的是什麼，可見他不僅達不到泰戈爾式的寧靜，他連王維式的寧靜也還達不到。中國傳統文人心靈的寧靜和諧來自何處？來自坐忘心齋，來自物我兩忘。世界跟“我”都沒有關係，心不為任何事物所動，才是真正的寧靜。要是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就心旌搖搖，那就做不到心靈和諧寧靜。撣宗《五燈會元》裏記載了一個很有名的公案，關於風吹幡動，有人說是幡在動，有人說是風在動。真正了悟的回答是：心動。什麼意思？心不動時，管他什麼風動幡動。這都講的是“心”的意義。郭沫若問那馬車載的是什麼，這是現代人的好奇心使然。而他卻又要放在一首表現和諧寧靜的詩裏，這就帶來了問題。正如王富仁先生所分析的那樣：“與此同時，《晚步》也沒有成功地造成陶淵明、王維詩的那種恬淡境界。全詩中隻有‘鬆林’、‘沙路’、‘拉貨的馬車’、‘車夫’、‘海潮兒’和‘我’六種具體環境要素，它們在人的感受中根本難以組成像王維《山居秋暝》詩那樣的平和境界。‘鬆林’、‘沙路’自身是靜態的，但二者幾乎難以構成一種統一的境界，‘明月鬆間照’、‘清泉石上流’，都是由相互滲透或彼此映襯的兩種物象構成的一種統一的境界，《晚步》中的鬆林和沙路則是彼此遊離的。‘馬車’、‘車夫’給任何一個現代人的感覺都無輕鬆、飄逸的意味，而更帶為生計艱難奔波的沉重感覺，‘馬車’前又冠以‘拉貨的’一個定語，更使它變得沉重、滯澀，把‘鬆林’、‘沙路’所能給人的輕鬆感覺全都壓垮了。我們可把‘車夫’的介入同王維詩中的‘王孫自可留’相比較，便知不同的語言符號對詩的意境起著不同的作用，彼此是無法代換的。同樣，郭沫若詩中的‘我’也沒有起到任何積極作用，‘我同你住了半年，從也不曾看見’兩句夾在‘鬆林’和‘沙路’之間，把原本孤立的環境因素進一步衝散了，破壞了藝術境界的統一性和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