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西方文學思潮的概念出發，新月派有浪漫主義的特點，比如注重個人情感、傾向自我抒情等等，但是，如果從氣質上分析，卻又不似浪漫主義那麼無所顧忌，這樣就還有另外一個思潮可以成為我們觀察對比的角度，這就是巴那斯主義。
文學史上的“巴那斯派”，又譯作帕爾納斯派（LaParnassc），是法國19世紀60年代興起的一個詩歌流派，它反對浪漫主義的直抒胸臆，倡導藝術形式的“唯美主義”，詩歌造型精巧美麗。這一藝術淵源可以上溯到早期的戈蒂耶，另一個先導是維尼。作為“主義”的巴那斯現象則不僅存在於法國，也表現在其他西方國家，如英國，在浪漫主義詩人拜倫、雪萊、華茲華斯與20世紀的意象派之間，就出現過倡導情感節製和嚴格音律的維多利亞詩風，重要詩人丁尼生、布朗寧就以隱匿感情於唯美的形式而聞名。巴那斯主義這一概念由詩論家藍棣之先生首先提出，後來我作了比較全麵的闡發。
新月派在個性氣質上是近於巴那斯主義的。作為主義的巴那斯，是世界文學史上的重要現象，因為巴那斯主義是介於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之間的，它的特點是對情感的節製，有意識地控製抒情，對情感的泛濫持批判態度。這一點，結合新月派整體的追求，特別是新月派理論家梁實秋對“五四”的批評、對盧梭的批評，可以看得更清楚。這和現代主義不同，現代主義對情感的控製是為了把思想潛沉到一個深邃的哲理意義上，對生命本身進行一個深度的拷問。巴那斯主義還主要是對人生現實的關懷。到了現代主義就不再是直接地關注現實悲喜，而是由表麵的人生現實潛沉到對生命的思考：我們的生命有何遭遇？巴那斯主義思考的是“我”有什麼遭遇，現代主義思考的則是“生命”遭遇了什麼，生命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拋到了這個世界上來，這就是對生命本體的關懷，巴拿斯主義還不是對生命本身的思考。
中國人為什麼能夠接受巴那斯主義，主要不是因為它是現代主義的前奏這一點，而是看中了它反對情感的濫用這一點。它對情感的控製方法，符合中國傳統的中和之美的審美取向。我們可以審視徐誌摩的詩，即使是寫他和林徽因的感情，也不是沒有節製地像郭沫若那樣地抒情。郭沫若是浪漫主義的。徐誌摩不輕易表達熾熱的情感，而是和外物相融合，走的是中國式的物我渾融的道路。他是通過對物的描寫，通過自我情感向世界萬事萬物的投射，來達到自我的消隱。新月派不是一種現代主義的人生思考，他們寫的是現實人生的“留痕”。所以，從徐誌摩的詩中，幾乎可以找到詩背後的故事，甚至我們可以通過人生事件的考證來做一個對應。當然詩歌最好是不要做這種一一對應，最好指向的是一個更豐富的情感，超出具體人生中的事件。但是，對於新月派的詩，確實可以這樣去對應，這樣的解釋也不會太違反他們詩歌的理路，可以幫助我們去把握切實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