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聞一多，很多問題都可以進一步思考，比如聞一多改變了詩歌的俗和白，使詩歌更雅化；他對歐化的質疑，提出中國精神的問題；等等。
文學是不是一直在走向雅化呢？顯然不是。雅和俗、陌生和親切，乃至所謂的傳統和西方、中國和非中國，這些都是處於永恒的變動中的。以中國的古典詩歌為例，古典詩歌是不斷走向雅化麼？隻要加以考察，我們就會發現古典詩歌每當走向雅的極端時，就會同時出現一個逆反。雅化意味著知識分子化、精致化，同時也意味著喪失很多鮮活的原始的有活力的部分。所以往往中國詩歌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有一個重新回歸世俗的過程。詩體的發展，從詩到詞，從詞到曲，不斷更新進來“俗”的東西。而恰恰在曆史的轉換關頭，我們來看“俗”的那部分詩體，往往給人一種健康活潑的感覺。當年的初期白話新詩詩人——胡適、劉大白、劉半農等人，也認為《詩經》代表的是“健康”，他們用了這個詞。但是詩，又不是單純趨俗的。它的發展總是在多重力量之間構成張力，使得整個詩壇不可能沿著某一個單一的方向走。我們一定要注意到這些輾轉變化的複雜性。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聞一多重新提出詩歌寫作與散文的區別，重新強調詩歌本身的文體特征，就是對新詩發展“再雅化”的推動，這種推動當然是對初期白話詩歌“俗”與“白”的不滿和反駁。
聞一多第二個引人注目的追求就是對中國詩歌傳統的再強調，這也就是他在批評郭沫若詩歌時所謂的“地方色彩”。
中國詩歌在經過了白話詩歌運動後，努力重新尋找一種精神。“新詩”的含義經過了一係列的演變，在白話詩的時代，大家注意到的是“新”，而沒有注意到“詩”。胡適那一批初期白話詩人和郭沫若都注意到新，雖然他們之間注意到的方向並不一樣，但是他們都試圖要給我們展示“新”的一麵。“詩”一直到新月派才開始受重視。關於新詩的技術性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是對詩這種文體的特質進行思考的標誌。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新月派還重視對詩歌精神的追求和營造。新月派不再滿足於寫出和過去不同的東西，他們要探索詩的內質。但是聞一多所追求的“中國精神”在何種意義上成為了可能，這是我們研究聞一多和新月派所要進一步追問的問題。我們不能僅僅以聞一多的理論表達為基礎。理論是一個非常明晰的東西，理論中的東西未必在創作中實現，而創作也未必就是他的理論所概括的。聞一多追求對中國傳統精神的回歸，也追求“三美”，但是他在何種意義上使這些主張成為了活生生的現實？而且這些所謂的中國傳統精神、“三美”、詩歌的現代格律理想等等，是不是就是聞一多詩歌實際呈現的麵貌呢？在這個問題上，恰恰是充滿矛盾的。我們要注意這一點。這些技術性追求是新月派很明確很自覺的目標，但是他們在實現這一目標時卻遇到了一係列的難題，需要他們進一步追問和解答，而無論是聞一多還是其他詩人都不能給出滿意的答案。
以聞一多和徐誌摩為例，這兩位詩人恰恰代表了新月派內部的兩個端點，他們之間很有比較的意義。實質上，整個20世紀，對中國傳統精神、對民族性的呼喚都是一個激動人心的話題。今天也是如此。聞一多在批評《女神》時就說道，它很有時代精神，但缺少地方色彩。這樣的兩重評價代表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基本心態。我們很容易具有時代性，但同時也很容易就喪失了地方性、民族性。但是問題在於，這個問題提出來很容易，解決起來卻困難重重。整個現代文學有很多中西之辯，1940年代有關於民族形式的論爭，關於民族性的討論，1950年代討論中國詩歌的出路，中國人從來都沒有放棄對民族性的呼喚和追求，但是沒有一次爭論給我們展示過康莊大道，沒有人能夠給出答案。因為所謂的民族性問題，本身就是動態的，是一種不能被確定下來的追求。就是這個難題把我們卡住了。在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那裏，是以靜態的方式來思考解釋一個動態的目標。什麼是民族性，本來就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形下談民族性，所要揭示的東西很可能就是不一樣的。鴉片戰爭時期一個拖著長辮子的士大夫，和20世紀末一個公司經理，都談民族性，他們的目標顯然是不同的，民族性的要求也發生了變化。但是往往我們又容易把它作為一個確定不變的概念。在知識分子那裏，他們實際上是進行了概念的代換，民族性實際上被代換成了傳統文化的某一個特征，一個在中國傳統文化裏以某種傳統文學形式集中體現的特征。例如在列舉民族性時，我們以唐詩為例，就很少有人會對此產生質疑。久而久之，在替代性的思維中，民族性中可變的那一部分，就被忽略了，民族性就被定位在了傳統的某些不變的東西上。
這就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難題。比如，我把中國古代詩歌的一個重要特點概括為物態化，這背後是一種特殊的對人和世界關係的理解和一整套的中國古代哲學，包括不認為人是高於自然的存在，而認為人是自然的有機組成部分，等等。物態化的詩歌理想，是一個很美妙的理想，是古代詩歌呈現出來的美妙理想，反過來，對於一個20世紀的中國作家，他感覺到古代詩歌的美妙是一回事，而要能夠沒有障礙地進入這個理想則又是一回事。我們今天也提倡回歸自然，天人合一，但是捫心自問，我們在何種意義上可以真正回到那種道家的境界呢？其實是很難的。我們所謂的回歸，不過是出去旅遊，遊了還要回來。同時，我們對都市文明卻有由衷的向往。到現在，我們進入現代文明，都市帶來的便捷、信息都不斷改變著我們的人性。今天的自然山水就是周末去遊玩的地方，而不是全身心浸潤其中的所在。比如前一講提到的郭沫若的《晚步》就是一個很獨特的文本，我們由此可以知道，一個現代人如何不能回到古代，這是中國現代人的尷尬。郭沫若的好奇心來自現代人對世界充滿了欲望。現代是一個欲望被激發起來的世界，我們對經過我們周遭的所有事物都充滿了欲望，一陣風起也要好奇地去探看究竟。欲望已經改變了傳統知識分子可能達到的寧靜。我們今天如果再打撣語的話，那每個人都在“心動”。整個現代世界的運作都是靠不斷挑動我們的“心動”來完成的。我們今天要做到“無動於衷”難度實在很大。所以說，抽取了這個重大的根本的命題之後，我們再來談論回到傳統，回到古代，這幾乎是一個神話。我們已經喪失了對自然的理解、交流，變為對自然的“占有”。不是親近自然，更不是“相看兩不厭”的心靈默契。現在我們與自然沒有任何默契可言，到處都是吵吵嚷嚷。這一切使得我們把“民族性”僅僅代換為古代特征的靜態理解，這種理解本身就是可疑的。所以說，所有的現代文學，關於回到古代，關於重建中國民族性的理想，注定了是一個文學的烏托邦。中國這一百年都在呼喚文學的民族性，實質上我們仔細來檢點其成就，卻是很小的。這是因為對民族性的理解逐漸變得僵死，試圖回到古代的“純粹”中去，而這一點又很難達到。
新月派，也因這個理想而把自己置於困境。
回頭看聞一多，他的理想遠遠沒有實現。我們可以看到聞一多的痛苦、矛盾、掙紮。所以，我們就不能用聞一多的詩論來解釋他的文學創作。聞一多的創作實績，遠比他的詩論複雜。他既沒有走到他所說的健康，也沒有走到古典。他回不去了。當然，他的這種痛苦也恰恰是他的價值，作為現代知識分子精神標本的價值。
聞一多對詩提出“三美”，所謂“建築美”就是詩應該整齊。但是他對詩的整齊的理解是很機械的。他就認為要字數相同，比如《死水》，看起來很整齊，讀起來卻別扭。當時就有人諷刺聞一多這樣的詩是“豆腐幹”，一刀切。在這個藝術實踐的問題上，聞一多不如徐誌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