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金發開始，中國新詩的發展呈現出了一個非常典型的樣態：中國現代詩歌如何從和西方詩歌流派的直接聯係中尋求自身的發展道路。當然，中國新詩的發生發展始終都是在與西方的聯係中展開的，初期白話詩歌就是這樣。但是在初期的白話詩人那裏，這種聯係是混沌的、含糊的，他們挑選自己借鑒的詩人也帶有一種偶然性和隨機性，所以初期的翻譯詩歌看不出明顯的西方詩歌的發展脈絡，翻譯哪首詩完全是根據譯者自己的習慣和閱讀經驗，而不是建立在對西方詩歌的廣泛了解的基礎上。
在李金發之前的初期白話詩人，包括郭沫若在內，其創作都具有一種渾融性和自我發生的特征。比如說郭沫若，我們一方麵可以總結說他受惠特曼、泰戈爾的影響，但是總體來講，他是一個渾融體，不是國外的某一個文化或文學思潮演變的結果，不是直接承受國外的一個思潮的影響。雖然他的詩歌中也有明顯的移植的痕跡，但就總體而言，這些移植是包容在一個更為複雜的綜合性的狀態之中，並不是和某一個西方流派一一對應的。再比如徐誌摩，他也表現出了西方浪漫主義的一些特征，但很難由此說他就是浪漫主義的中國版，因為他和新月派的其他詩人一樣，又同時明顯具有巴那斯主義的特點，而巴那斯主義恰恰是反浪漫主義的。
但是從李金發開始情形就有了變化，隻要一提到李金發，讀者就馬上會聯想到法國象征主義，這種直接對應的關係是非常明顯的。從時間上來講，李金發也是非常早的接觸到法國象征主義，當時國內還沒有人引入象征主義，他因為有機會到法國，就感受到了法國文化的特點。在他的詩歌創作裏很容易找到法國象征主義詩歌的痕跡，這就是李金發出現在中國新詩史上的意義，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