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李金發還可以提出許多問題，比如語言問題。有人談到了李金發詩歌語言的刻意和貴族化。到了1930年代，詩歌的貴族化問題已經被很多人關注。金克木（柯可）的一篇文章《論詩歌的前途》就談到此，認為中國詩歌已經走入僵化，詩形僵化，詩思也僵化，都是“貴族化”，要引入一種野蠻之力來衝擊詩壇，才能真正改變這種狀態。這個觀點對30年代的詩歌發展是很有意義的。在金克木這裏，貴族化的含義是很明確的，就是詩歌越來越脫離了口語的狀態、自然的狀態，變成了一種非常刻意的行為，久而久之就導致了詩歌自我的固定，詩歌未來的發展走入了一個死胡同。在此基礎上金克木提出要有野性的粗糙的力量，像用活的水來衝刷淤死的泥塘，借用這樣的力量，詩歌才有未來。而這個問題在李金發那裏是否存在，以什麼方式存在，都還可以探討。
我認為李金發詩歌的晦澀和文言的使用還不完全是他刻意脫離口語的結果，這裏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辨析，那就是詩人在哪些情況下可能會走入晦澀。除了藝術上的挖空心思，是不是也與另外一些簡單的情況有關，比如某些不自覺的文化心理，某些語言能力或語言習慣？
從這個角度來觀察李金發的晦澀與語言問題也許會有新的結論。
語言，歸根結底和思想是相一致的。尤其在詩歌藝術中，內容和形式帶有更多的一致性，不要過分生硬地把內容和形式分開。李金發語言的“晦澀”問題與他的精神結構是有聯係的。馬拉美曾說：“晦澀或者是由於讀者方麵的力所不及，或者由於詩人的力所不及。”一個真正優秀的詩人，其實有著自己的清晰意圖。有的晦澀是因為我們的精神和詩人不同步，所以我們並不能理解他的思考。當然其中也還有來自文化差異的障礙，這也是詩人麵臨的難題。一個作家或詩人不僅要有感覺、有思想，還要能夠把這些思想感覺恰當地有效地傳達出來。當李金發把法國象征主義作為技巧手段，而他的思想狀態和後者又不一樣時，內容和形式間就會有隔膜。他需要努力地去克服，這就使他的語言不順暢。李金發的晦澀本質上就是一種不順暢。晦澀有多種，有時是我們無法喚起對別人內心世界非常精微的體會，那個世界是恍惚的，看不清的；雖然看不清，我們還是可以憑直覺感到其中是有奧秘的，“恍兮惚兮，其中有象”。對我們而言，整個西方詩歌的晦澀都是這樣的。讀艾略特的《荒原》，很多人會讀不明白，但即使不明白，也仍覺得其中有深奧的內涵。
而另一種晦澀則是表達上的磕碰。前麵我們討論過，李金發的自我是很單純的，完全沒有波德萊爾那樣複雜，他的詩幾乎都是表達一個意思：世界是汙濁的，他自己是個受害者。在如此單純的意識中，為什麼他還要表達得那麼複雜呢？這是他刻意的。這方麵與他的傳統人格聯係在一起。中國古代詩歌也有晦澀的，出於種種的原因而把明白故意弄得不明不白。李金發的晦澀就是這樣的，他有時候故意吞吞吐吐，破破碎碎。
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語言的能力問題。一個成功的詩人，其語言技巧應該是最高的。詩人轉寫散文、小說會寫得很出色，而反之則比較難，因為詩就隻剩下語言可以依靠。李金發的語言是存在問題的，這可能與方言的影響有關。李金發的客家方言與普通話之間有差距，不能很好地溝通，帶來很多的梗阻。這是李金發的晦澀的又一個原因。
§§第七講 戴望舒的詩歌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