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今夜山中，
是何等光景：
想也有月，有鬆，
有更深的靜。
我想攀附月色，
化一陣清風，
吹醒群鬆春醉，
去山中浮動；
吹下一針新碧，
掉在你窗前；
輕柔如同歎息——
不驚你安眠！
十一天之後，山中的林徽因作《山中一個夏夜》，如同心有靈犀一點通似的呼應：
均勻的一片靜，罩下
像張軟垂的慢帳。
疑問不見了，四角裏
模糊，是夢在窺探？
夜像在祈禱，無聲的在期待，
幽馥的虔誠在無聲裏布漫。
作為中國現代詩歌史的環節，這樣的遙相唱和，完全可以當做“故事”來講述。
徐誌摩的詩往往和他自己人生經曆的具體事件有對應關係。而到了戴望舒，盡管我們也可以討論他和他生命中的一些“故事”（包括和三個女性的種種關係等），但在他的詩歌裏，這些故事和關係卻不是以直接的方式呈現的，與徐誌摩相比，戴望舒作了更多的抽象和提升，他的詩對個人的人生體驗更具有概括性，他並不直接抒寫處於確定事件中的情緒，這就是戴望舒的特點。《雨巷》不是現實人生中的哪一處地理空間，也不是真實的情人相遇的故事，其中的關鍵是詩人的情緒的提煉：
撐著油紙傘，獨自
妨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著
一個丁香一樣地
結著愁怨的姑娘。
徐誌摩還是喜歡訴說的，他雖然不能簡單地被稱為浪漫主義，但的確更有接近於浪漫主義的地方。浪漫主義的代表比如拜倫、雪萊、普希金等人，都可以直接從詩歌中看到他們的人生。普希金的熱戀、失戀及其他人生體驗都直接在詩歌中表達出來，而且有明確的事件。這是詩的一種形態。但是到了現代主義，或說從象征主義開始，區別於浪漫主義時代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人生的事件不再直接進入詩歌。象征主義對人生中所獲得的理念和感受更具有概括性的表現，這就和過去不一樣了。對比戴望舒和徐誌摩，我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這一點。這一點是我們研究戴望舒首先要追問的。因此，同樣寫愛情寫痛苦，戴望舒就和別人有了區別。
另外，戴望舒和徐誌摩的個人氣質也是不同的，徐誌摩還是屬於偏向於自我表現的，有情緒變化都會流露出來，而戴望舒則偏於壓製。這也與他的經曆有關。戴望舒人生中的三次愛情對他的詩歌創作非常重要，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就是戴望舒先天的缺陷，因為小時候出天花，所以臉上留下了瘢痕，對這一點他非常敏感，甚至影響了他的行為方式。在藝術史上，凡是性格中具有此種敏感特征的，都有現代主義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