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要像流水地嗚咽。
——《山行》
我慘白的臉，我哭紅的眼睛！
——《回了心兒吧》
小病的身子在淺春的風裏是軟弱的。
——《小病》
很難把這些情緒和一個高大威猛的男性聯係在一起，其中更多地具有弱勢女性的特征。這樣一種自我定位的方式，是有著中國傳統文人的特點的，這帶有很深的中國傳統文化心理影響。在前麵的討論中，我就提到中國古典詩歌中有一類就是擬女性體，比如《花間集》裏麵就有很多這類詩。這種模擬為什麼是有意義的？中國的男性詩人借助女性的角度和身份來抒情，這是一個悠久的傳統。這個傳統是值得分析的，其中有很深厚的社會文化背景，與中國的特殊的人倫結構相聯係。中國的社會結構是君臣、父子、夫妻，而君與臣的關係在某種意義上類似於夫與妻的關係，特別是在依附這一點上。所以中國傳統人格中有一類人格被稱作“臣妾”人格。我們的傳統文化對人格的塑造和西方海洋文化、商業文化是不一樣的，後者更多地鼓勵人自身的獨立性，要靠個人的力量戰勝驚濤駭浪，戰勝人生的艱難。而中國的傳統則是要在一種“關係”中來確立人生的目標和位置。所有的讀書人如何來實現自己的人生？不能單靠個人奮鬥，而是一定要進入官僚體製，獲得某個高官甚至是皇帝的賞識、恩寵，人生目標才能得以實現。所以自古至今，不管是誰，隻要一進入官僚體製，他的人生就是一個不斷地以獲取上級賞識為目標的過程，一個“邀寵”的過程。人在邀寵時的心態是一種傳統女性的心態，上級就好比是丈夫，競爭者之間就好比是舊式家庭中的幾個妾。而這種狀態的影響是很深很廣泛的。一個男性在實際生活中不斷體會的就是類似女性的遭遇和心態，他無法靠他自身來確立自己，他要“邀寵”，也要為寵而不斷排斥競爭者，這種心態在現代的社會結構裏仍然有存在的土壤。所以中國傳統文人對“妾”的心理了解得很深很透，他們覺得借助“怨婦”來表達自己的人生體驗很投機、很合拍，中國也因此有了那麼多的思婦怨婦詩和故事，懷遠傷春幾乎成了文學作品中的一個原型。
當然，擬女性也好，傳統意象也好，戴望舒的這些與傳統相聯係的因素都不是對傳統的簡單複製和移用。至少有一點明顯的不同，就是傳統意象的渾融感被破壞了，呈現出更多的破碎性，歸根結底，其中還是滲透了一個現代的詩人在現代條件下的感受。
§§第八講 卞之琳的詩歌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