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中國新詩從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轉折與馮至和卞之琳有關，正是他們詩歌中的哲理性啟發了如“中國新詩派”這樣的詩人群體，推動了詩歌曆史的發展。這大體上是不錯的，但是，具體到一些曆史的細節和詩人個體的選擇，又還有進一步梳理的必要。
卞之琳詩歌的哲理其實與馮至的有很大的差異，究竟是怎樣的形態更加有力地推動了曆史的轉折？
前麵我們已經有所論述，卞之琳詩歌的哲理化因素加強了，但似乎並不能將這樣的詩歌稱作“哲理詩”，有的詩，比如《斷章》，很難嚴格地界定是哲理詩還是抒情詩。這裏有一個難以分類的灰色地帶：如果側重於詩中所表達的相對關係，那麼可以認為該詩是一首哲理詩；如果側重於詩歌所表達的暗戀情緒，那麼又可以視之為抒情詩。重要的是卞之琳顯然無意展開“冗長”的哲理思考，他隻願意呈現自己的一些閃光的念頭。
如果說卞之琳是願意“呈現”，那麼馮至則開啟了思想“起承轉合”的過程。卞之琳的“呈現”是區別於馮至的“起承轉合”的。呈現追求的是一刹那，可稱作頓悟，而馮至則是逐漸展開思考，是漸悟，這是一個過程，是思想的脈絡流動，包括思考過程的矛盾都呈現了出來。馮至的詩是人生行走者的思考，他在行走，在思想，並把置身其中的奮鬥都展現出來，這是動態的感覺，是行走當中的感觸，而卞之琳的詩相對而言更像是靜態的，有種旁觀的態度。卞之琳總是否認自己的詩中有很深的哲理，他更傾向於認為是一種“意境”。意境這個詞是不可以濫用的，它屬於中國古典美學的範疇。意境也是靜態的，它始終圍繞一個中心反複渲染，但渲染再多也是它本身，而並不追求過程，這裏並沒有一個人生的起承轉合。再比如郭沫若的《天狗》，其詩絕對不是追求意境的，整個詩就是一個過程，一個不知所起、不知所終的過程，詩人截取了這一段，完成的是一種情緒的宣泄，這是一個過程，我們看不到要流向何方，無法把握，這裏也可以看出現代詩歌和古典詩歌在美學追求上的區別。當然，郭沫若刻畫的是情緒的過程，馮至展現的則是思想的過程。
在思想的跨度上，馮至的詩與卞之琳的詩差別顯著，卞之琳是點到即止，馮至則是把思想推向各個方麵。比如馮至的《別離》：
我們招一招手，隨著別離
我們的世界便分成兩個，
身邊感到冷，眼前忽然遼闊，
像剛剛降生的兩個嬰兒。
通常一般的抒情詩，在寫別離時，都是沿著憂傷的路子——也就是詩歌中的“冷”——來寫。而馮至卻說，在感到了冷的同時，他又因為別離而獲得了一個世界。接下來他還反複闡釋：
啊，一次別離，一次降生，
我們擔負著工作的辛苦，
把冷的變成暖，生的變成熟，
各自把個人的世界耘耕，
為了再見，好像初次相逢，
懷著感謝的情懷想過去，
像初晤麵時忽然感到前生。
一生裏有兒回春兒回冬，
我們隻感受時序的輪替，
感受不到人間規定的年齡。
他對分別後的各自展開的新的世界想象了很多。另外一首詩《我們天天走著一條小路》也很有意思。既然是天天走的路，那應該是相當熟悉的，而馮至偏偏又從熟悉中感到了陌生：
我們天天走著一條熟路
回到我們居住的地方；
但是在這林裏麵還隱藏
許多小路，又深邃、又生疏。
走一條生的，便有些心慌，
怕越走越遠，走入迷途，
但不知不覺從樹疏處
忽然望見我們住的地方，
像座新的島嶼呈在天邊。
我們的身邊有多少事物
向我們要求新的發現：
不要覺得一切都已熟悉，
到死時撫摸自己的發膚
生了疑問：這是誰的身體？
由現實的路擴展到人生抽象的路，又由對路的追問深入到對生命的疑惑，這樣的思維能力真是太了不起了！通常我們都會寫對熟悉的事物的親切或者厭煩或者疲憊，但是馮至並沒有停留在這個層麵上，他發掘出熟悉事物的多重可能，直到對自己的身體都有所頓悟。他的思維空間很大，而且不斷對自己的思想進行反問和耕耘。中國詩人的情緒常常需要對世界的不斷接觸來激發，需要“興”；而像馮至這樣的詩人已經嚐試著另外一種可能：通過對自我的挖掘和追問來發現思想，尋找新的有意味的詩情。這更接近我所謂的“意誌化”的詩歌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