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和穆旦是中國新詩史上最值得注意的兩個詩人。雖然他們的內部精神結構是不一致的，但是他們共同努力構成了現代詩歌發展的高度。到今天，對他們可能還有不同的議論，但是無論怎樣的議論都無法繞開這兩位詩歌巨匠的傑出貢獻。
理解詩人艾青性格的關鍵在於他的叛逆性，因為這樣的叛逆性選擇，他推動中國新詩從感傷時代步入了憂鬱時代。
關於叛逆，我們可以從他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說起。
讀詩時，理性思辨能力和感受能力不是完全分開的，不要把別人的理論包括文學史上的結論拿來指導、修正自己的感受。所有真正的理性意識，都是從個人生命中生長出來的，而不是從書中學來的。做研究的難度就在於很難把理性和感性兩方麵都做到很好，往往隻抓住一點。有時有很多感受，但這些感受都是飄忽的，難以把它們納入到一個有意義的層次上；有時候覺得很有理性色彩，一條一條地分析透辟，但其實也是飄忽的，因為不是建立在真實的感受上，而是建立在已獲取的知識上，建立在對別人研究成果的總結、歸納、拚貼的基礎上，這樣即使說了很多，仍然不是你自己的。這兩種都不是好的狀態。對《大堰河——我的保姆》的閱讀，也要注意從文學史的一般結論中解放出來。
《大堰河——我的保姆》可以說是艾青的成名作，通常對這首詩的解讀都認為，其中表現了艾青對勞動人民的同情。艾青本是出身於地主家庭，對勞動人民的感情暗示了艾青反抗了他的地主家庭，他超越了他的階級。這顯然是階級鬥爭時代的評價，我們還沒有真正體會到其中的含義。當然，他對大堰河有感情，但是這種感情不是出於階級覺悟。一個孩子，一出生就被置於他父母的對立麵，因而被送出家庭。當他長大一些，懂事之後，他就能體會到這其中的被遺棄感和屈辱感。他一來到這個世界就被遺棄了，而在被遺棄之時，是大堰河接納了他。所以這首詩既是寫艾青對大堰河的感情，也是寫他和這個世界的關係。我們看，艾青與這個世界是如此的隔膜：
我是地主的兒子，
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後，
我被生我的父母領回到自己的家裏。
啊，大堰河，你為什麼要哭？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裏的新客了！
我摸著紅漆雕花的家具，
我摸著父母的睡床上金色的花紋，
我呆呆地看著簷頭的我不認得的“天倫敘樂”的匾，
我摸著新換上的衣服的絲的和貝殼的鈕扣，
我看著母親懷裏的不熟識的妹妹，
我坐著油漆過的安了火缽的炕凳，
我吃著碾了三番的白米的飯，
但，我是這般忸怩不安！因為我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裏的新客了。
在這種特殊的關係中，大堰河是一個符號，這個符號不是階級的符號，而是艾青和這個世界關係的符號。應該關心他的人卻將他遺棄，應該有愛的世界卻如此冷漠，一個無情的世界讓艾青反思，讓艾青反叛。
艾青的反叛不僅讓他在巴黎獲得了拉丁區先鋒藝術的滋養，也讓他在對中國現代新詩發展道路的反省中確定了自己的方向。
艾青出現後，整個中國新詩史，有沒有新的東西出現？評價一個作家或者一個詩人，就要特別關注他背後的曆史長河。今天大家都認可艾青的“憂鬱”，但是這個憂鬱不僅僅是一種概念的表述，而是涉及對中國整個精神流變的把握。最重要的一點是，憂鬱不是中國傳統詩歌的主導的氣質，在此之前，我們更常見的是感傷。李金發、戴望舒都是如此。
感傷是一種細碎的情懷。感傷和憂鬱的區別是，憂鬱更磅礴更深厚，憂鬱當中往往帶有對世界的執著關懷，其中似乎有一種雙向性力量的交互運動。比如我們都說俄羅斯作家擁有憂鬱氣質，這種憂鬱從根本上說來自俄羅斯知識分子對俄羅斯這個民族、這塊土地的深切的關懷。俄羅斯知識分子就認為，自己應該承擔俄羅斯的苦難，因此他們感染並表現出憂鬱氣質，但我們一般不認為他們有感傷氣質。
從感傷到憂鬱，這背後就是文學的力量的增長。當然它們的共通點是對世界的痛苦體驗；它們的不同在於，從感傷到憂鬱，主體精神的力度感增強了。這就是憂鬱的意義。如果作這樣的分析，就可以呈現艾青在新詩史上的獨特性。艾青和前麵的以及後麵的詩人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他的力量感，在這一點上隻有穆旦可以相比。這兩個詩人都是中國新詩的豐碑，如果讓我來選擇現代詩歌史上最值得說的兩個詩人，那麼一個是穆旦，一個是艾青。當然等我們對穆旦有了認識之後，也會發現這二者之間也是有區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