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詩長時期走著的是一條感性抒情的老路，但是這條道路在穆旦這裏結束了。穆旦，他不再是以寫人的情感遭遇來確立自己，他開始嚐試用他的思想來打動讀者。而且他的思想不是幹枯的，而是“肉體”的思想，富有肉感的思想。在我看來，因為他走的已經不是感性抒情的路子，所以最好就不要再將他的詩歌內容定位為一般的情感“痛苦”，如果這樣，也就把穆旦和前麵那些富有感性化特征的抒情詩人混同了。
很難用幾個詞來概括穆旦。在這裏，我們討論幾個方麵的問題。
穆旦和艾青有一點相似之處，就是知識分子的命運在1940年代遭逢改變，這種改變和抗戰有一定關係。
前麵我們討論過，在穩定的社會中，知識分子通過知識可以獲得穩定優越的生活，這是社會的機製形成的。而抗戰則把這種機製破壞了，中國人開始顛沛流離。抗戰給人們帶來了離散、不幸，過去知識分子所擁有的穩定的生活被打破，一種優裕的有閑的近似於貴族的狀態被徹底改變了，人們從此開始為自己的生活膽戰心驚。今天，我們已經可以讀到很多人的抗戰遷移記錄，都是太多的磨難和心理痛苦。胡風寫過他和家人抵達重慶朝天門碼頭時那種絕望的情緒，覺得碼頭的石階幾乎看不到頭。日本在重慶扔下的炸彈在整個二戰中是最多的，那種生存的恐怖是何等強烈。聞一多在西南聯大時，靠刻圖章賣錢來養活家人。很多教授都處於這樣艱難而尷尬的境地。整個社會都發生了劇變。原來社會穩定，分層是比較明確的。梁實秋曾經寫有文章，說下層人民該安分，或者老老實實地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向上爬，這引起了魯迅的反感甚至憤激，魯迅覺得梁實秋太冷酷了。其實梁實秋說的就是那個“穩定”時代的心態。但是，到了抗戰，社會被大大攪拌了，連梁實秋也隻能躲在透風漏雨的“雅舍”裏苦中作樂。
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們、作家詩人們，他們看待人生和過去大不一樣了。從這一個角度來關注穆旦，我們就可以知道是什麼樣的體驗讓他感受到了人生的轉折。
穆旦先是作為學生，隨著清華大學南遷：先是在長沙進入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聯合的長沙臨時大學，然後又繼續南遷到昆明。南遷時兵分兩路，一路是年齡較大的老師和女生，直接到廣州，然後坐船至越南海防，再經鐵路到雲南昆明，這一路時間長、路途遠，但較少顛簸；另一路在幾位老師的帶領下三千裏行軍徒步到雲南，其中老師就有聞一多。這是一次中國教育史上的長征，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意義非凡。這條路也是最艱難、最複雜的。當時的湖南尤其湘西非常貧窮，土匪出沒，非常危險，有的地方要雇傭民團武裝保護前進。到了貴州，又進入了“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的所在，環境惡劣。雲南也相當落後貧窮。而穆旦這一批人，在那個時代，能夠進入北大清華讀書，堪稱精英中的精英。在正常情況下，他們該得到怎樣穩定而優越的生活和怎樣光明的前途！但是就是因為抗戰，他們被打到了生活的最底層，一路上所看見的皆是觸目驚心的悲慘艱辛，從而受到了極大的視覺和精神撞擊，他們因此明白了什麼叫民間，什麼叫中國底層的生活，什麼叫饑餓線上的掙紮，這一切對於他們來說已不是理論，而是真實的人生經驗。過去說到“底層”總是籠統地談同情勞動人民，其實不是這麼簡單，更重要的是對生命真相的發現。當然書齋裏的穩定生活也是真實，不過，久而久之的書齋生活，會形成對人的感知能力的束縛，知識分子往往也不能夠知道生活的邊界在什麼地方。而人隻有在被推到邊界的時候，才知道生活的意義，才知道人生之艱辛。學院裏、書齋裏的生活是飄浮在半空的，帶有相當的不真實性，一味讓人陶醉在生活的虛幻之中。如果不經曆失敗、絕望，對這種生活的理解就是膚淺的，沒有到達邊界就不知道被限製、被反彈回來的力量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