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透徹的真實”(2 / 2)

過去的文學理論總是習慣於將這樣的追求概括為文學上的“現實主義”,在最寬泛的意義上看這或許沒有什麼不對,但問題是“現實主義”從西歐到俄羅斯,從英國到法國,從俄羅斯到蘇聯,從別林斯基到盧卡奇,其實本來就有太多的差異。所有這些“現實”肯定都不是同一種現實,離開了特定的民族,離開了具體作家的文學經驗與人生經驗,我們很難找到一個確定不移的“主義”。胡風對所謂“現實主義”文學理念(包括對普羅文學的認識)的接近過程,正是一個充滿主體體驗,也充滿反思和檢討的過程。早在東南大學附中念書的時候,他就被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所折服。這是一部從生命哲學的角度研究文學的著作,“生命力受壓抑而生的苦悶懊惱乃是文藝的根柢”,這樣的認識顯然啟示了胡風在生命體驗的基礎上思考文學的種種問題。1929年秋到1933年6月,胡風在日本度過了四年的留學生涯,這是他係統認識普羅文學的四年。胡風不僅感受了這一文學追求的價值,而且還親自體察了這場國際性的文學運動中的機械論與教條主義,這一陣營中剛剛開始的自我反省與自我清算也引起了他的注意。對普羅文學的獨特認知是胡風最後走進中國左翼文學陣營的重要基礎,但也是他偏離國內左翼文學教條的起點。胡風對普羅文學的接受不是身不由己的隨波逐流,而是飽含著自身情感特征和底層真實體驗的自主選擇,屬於來自田間的“苦悶的象征”的一部分,胡風所獲得的底層體驗本來就不是僵死的、模式化的,當然不能簡單從屬於那些先驗的教條的社會理論。在後來,在他頻繁使用著的包括“現實主義”在內的一切既有的批評術語裏,似乎都流露出某種艱深性,甚至有時因為詞語使用上的“創造的生澀”而令讀者感覺閱讀困難。在我看來,其艱難本身恰恰表明了一種自由精神的不屈努力,歸根結底,胡風的思想的本質並不能用我們目前所習慣的文學理論來簡單歸納,他的諸多努力都是想竭力表述出一種獨一無二的“透徹的真實”的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