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擺脫了我們既有文學概念的歸納，我們才能揭示胡風人生與藝術追求的獨特性。在我看來，與其按照過去的術語將他歸入現代中國的所謂“現實主義”，還不如根據他堅守文學的社會介入需要，努力推動直麵底層生存真實的追求，將他總結為文學上的“社會派”。社會派的文學追求不是藝術表現上是否寫實（或具有寫實因素）的問題，也不是要不要表達革命思想的問題，而是我們的文學是否應該以直麵人生的真相、關注社會的苦難為己任，或者說是“透徹”地揭示人生的真實還是以“藝術”之名從苦難的人生中超脫出來的問題。
與現代中國文學“社會派”追求形成對照的是中國式的“學院派”。中國式學院派與社會派的分歧並不是藝術上要不要有“寫實”手法，或者要不要有社會的同情心，而是究竟是不是應該如此“透徹”地表現社會的苦難，文學是否必須“直麵”人生，藝術是為了超脫人生，給我們以安慰，還是為了介入人生，最終推動它的改造。
應當說，現代中國文學“社會派”與“學院派”的出現都有它們自身的理由，但是在置身於一個更大的不公正的社會壓迫的環境中，卻產生了不同的效果。
在20世紀中國文化與文學的轉型過程中，現代知識分子所進行的努力實際上將沿著兩個重要的方向展開。其一是尋找和確立知識分子自己的新的位置，其二是重新定位文學與社會的相互關係。前者是對“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這一古老傳統的改變，它將知識分子從政治權力的大係統中解放出來，使之能夠以對知識本身的探求姿態進入社會，在現代社會中營造和培育屬於知識分子自己的精神天地。由於現代知識的生產、保存和傳輸主要是在大學中進行的，因此，沿著這一方向努力的知識分子也就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學院派”知識分子隊伍，學院派知識分子中的文學家們就屬於學院派作家。一般說來，由於學院派知識分子（作家）居於現代文化知識的生產之地，有著相對較高的現實社會地位和相對穩定的生活來源——民國社會似乎也形成了一種造就學院派知識分子“中產階級化”的“機製”——所以他們基本上屬於知識分子的“上層”。在這個穩定的社會環境當中，他們的性格趨於理性，比較看重知識和學養，對藝術自身的目標的執著探求和對中外文化、藝術經典的譯介、繼承構成了這一流派之於現代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的主要貢獻。他們當然不是不關注社會現實和人的實際生存境況，隻是這種關注主要還是從學院派自身的地位、處境和心態出發的，他們對生存的現實采取著更多的抽象、概括和提純。這樣的抽象、概括和提純顯然要重於他們對熱烘烘的生存實景的生動呈現。
後者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學觀念的一種反撥。在傳統中國，無論是儒家的“文以載道”還是道家的“虛境空靈”，都將文學剝離了血肉鬱勃的社會現實。我們的文學對中國人的實際生存境況一直缺少真實有力的表現，而持久地關注和思考人的生存狀況無疑又是文學的重要目標之一，至少在災難深重的現代中國，這一目標是經常性地牽動著中國作家的感情和思維。其中的一些作家，由於他們的人生經曆較多地烙上了社會底層的生存記憶，由於他們的情感與更多的實際生存中的具體問題糾纏在一起，所以他們對文學的理解便與學院派產生了比較明顯的分歧。一般說來，他們對於“為藝術而藝術”有較多的批評，也對離開底層關懷的抽象的“自由主義”不予認同。他們著重開掘文學所包含的重要的社會生存意義，麵對生存的苦難和鬥爭，他們更願意投入其中作激情的擁抱和呈現，而非老成持重，隔岸觀火。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五四啟蒙時代的結束，新月派-象征派與革命文學兩大藝術潮流的形成，現代中國作家越來越多地出現了一種彼此分離乃至對立的狀態，對立一直持續到催生七月派的抗戰前夕。這彼此分離乃至對立的狀態給兩大藝術潮流都造成了一些明顯的損害，僅以探求現實社會意義的左翼文學創作來說，其中一些作品顯然是簡單分離了文學的社會意義和藝術意義，用簡單的社會意義來替代文學的藝術追求。而它所理解的“社會意義”，也常常是一種既有的普羅文學的理論而已，作家真正的生存體驗並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掘和展示。胡風不是一般意義概念、術語上的“社會派”，而是包含自己獨特生命體驗與生存感受的“社會派”，正是他的追求和他影響下的七月派的文學追求書寫了中國現代文學“社會派”道路上的最動人的景觀。無論在哪種意義上看，胡風的追求都可謂是現代文學“透徹真實”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