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在區別於“學院派”的方向上探尋中國文學的現代意義，但又與某些左翼文學割裂社會與藝術的理解根本不同，這樣一種獨特的“社會派”追求的最傑出的探索者是魯迅。正是經過魯迅的探索，形成了現代中國文學社會派追求中的獨一無二的取向，我們不妨將這種取向稱為“魯迅傳統”。胡風文學追求的成形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於他對魯迅傳統的認同和體驗，是這一文學的壯觀景致讓他汲取了巨大的力量。
在現代中國作家中，出身於望族大戶、書香門第，從小浸潤於四書五經的魯迅，是有資格保持那種貴族式的矜持和高傲的，他在文壇的實際地位本來也讓他有條件安坐書齋，過著一種穩定的學院派式的生活。然而，從小康人家而陷入困頓的生存記憶卻始終像夢魘一樣糾纏著魯迅，使他像這塊土地上的平民子弟一樣對生存的“現實”有著特別深刻的感受。而這裏的現實又不是任何社會學說裏的概念，而是來自他個體體驗的真實。在抽象的文化學說和文藝理想麵前，他更願意接受生存本身的事實，魯迅認為：“事實的教訓總比理論宣傳的有力”，“事實是毫無情麵的東西，它能將空言打得粉碎”。
相比學院式的文化知識，魯迅也更重視現實社會的實際經驗，他強調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在有別於中國文藝傳統的意義上，魯迅概括了理想中的現代文藝：“以前的文藝，好像寫別一個社會，我們隻要鑒賞；現在的文藝，就在寫我們自己的社會，連我們自己也寫進去；在小說裏可以發見社會，也可以發見我們自己；以前的文藝，如隔岸觀火，沒有什麼切身關係；現在的文藝，連自己也燒在這裏麵，自己一定深深感覺到；一到自己感覺到，一定要參加到社會去！”顯而易見，這是一種個性鮮明的“社會派”文學追求，它一方麵充分肯定了文藝與社會現實、與人的生存事實的緊密聯係，另一方麵又賦予作家自身的主體意識和主觀精神重要的意義，魯迅不僅以自己犀利的判斷，而且以自己的全部創作——尤其是小說與雜文——充分顯示了這一文學追求的強大的生命力。
魯迅的存在和巨大的文學成就早就成為了胡風文學之路的精神導引。在擔任左聯工作及從左聯離職之後，魯迅和胡風有了愈來愈密切的交往。看得出來，魯迅對這位頗具文學才華又性格耿介的青年作家有一種特別的信任和欣賞，寄予了莫大的希望。胡風由此成了魯迅最願意吐露心聲的幾位青年朋友之一，在他們頻繁的往來中，魯迅經常坦誠地解剖著自己和自己的作品，暢談他對社會人生及文學藝術的各種見解。這都給胡風體察魯迅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十分寶貴的條件，成為他領悟魯迅文學傳統的重要基礎。
在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之際，胡風深有體會地指出：“不錯，魯迅一生所走的路是由進化論發展到階級論”，“但如果他隻是進化論和階級論的介紹者或宣傳者，也就不怎樣為奇，但他同時是最了解中國社會，最懂得舊勢力的五花八門的戰術的人，他從來沒有打過進化論者或階級論者的大旗”，“隻有魯迅才是深知舊社會的一切而又和舊社會打硬仗一直打到死。這就因為那些思想運動者隻是概念地抓著了一些‘思想’，容易記住也容易丟掉，而魯迅卻把思想變成了自己的東西。思想本身的那些概念詞句幾乎無影無蹤，表現出來的是舊勢力望風奔潰的他的戰鬥方法和絕對不被舊勢力軟化的他的戰鬥氣晚”。在《文學上的五四》中，胡風更是清醒地意識到了魯迅文學追求是如何在各種相生相克的藝術潮流中特立獨行的，例如在五四時期，“當時的‘為人生的藝術’派和‘為藝術的藝術’派，雖然表現出來的是對立的形勢，但實際上卻不過是同一根源的兩個方麵”。這原本不應該分裂的兩種精神，在偉大的先驅者魯迅身上終於得到了統一。讓人生的真相與藝術的赤誠形成新的結合，這正是“魯迅傳統”超越學院派也有別於一般的社會派的意義所在，胡風的體會顯然是準確的。閱讀胡風對魯迅文學作品的評論文字，再閱讀胡風對艾青、田間、路翎等七月派作家的評論文字，我們不難見出他努力尋找和連接中國現代文學之“魯迅傳統”的良苦用心，正如胡風所言：“先生的精神、先生的理想已經活在千千萬萬的勇敢的青年男女的心裏，這是我們早已確信了的事情，但眼前的事實卻第一次使我用肉體的感官接觸到了燃燒起來了的、先生三十年來的工作所散布的火種。望著那些悲哀著的青春的生命，一種感激和悲痛的混合使我淚流滿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