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較之於魯迅本人，作為文學思想家的胡風似乎承受了更多的理論的壓力，這使得他常常陷入一種兩難當中：如何將他自己的生命體驗及從魯迅文學傳統中領悟到的藝術感受與左翼文化所需要的思想理論結合起來？雖然他一再反對“概念地抓著了一些‘思想’”，但問題是，在一個隻能由概念來傳達的思想建設領域，特別是在需要通過思想概念的傳播來爭取文學話語權的時代，他也不能不反複糾纏於概念/體驗的複雜過程。前麵所說胡風文學批評在術語推理中有某些艱深性，其艱深一方麵表明了一種自由精神的不屈努力，而另一方麵卻也依然存在著某種無奈的“犧牲”，將魯迅文學傳統的豐富與獨立努力置放在“現實主義”等左翼文化的語彙當中，這是不是一種潛在的文學損傷？或者就是魯迅對他的評價：“胡風也自有他的缺點……在理論上的有些拘泥的傾向。”我們也可以感受到，作為一個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時代之於胡風的重壓，之於胡風的思想選擇的艱難。亦如王富仁在評述胡風的魯迅觀時所指出的：“他所提出的問題具有獨特性和深刻性，但同時也包含著比瞿秋白和毛澤東的論述更深刻的內在矛盾。這種矛盾是由他在理智上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而實際上更重視魯迅前期所接受的主觀意誌論和生命哲學所造成的，也是由他站在中國政治革命的現實立場上而更重視五四思想啟蒙所造成的。任何一種研究，要做到邏輯上的一致和理論上的統一，隻能有一個固定不變的基點，其他的基點都應是可以活動的，隻有在不變的基點上才能獲得自我存在的位置。胡風卻為自己確定了兩個永遠不能動搖的理論基點，並且這兩個基點在理論上是尖銳對立的。”這裏，我們要補充的是，中國現代文學的艱難，也許不僅僅是批評的“理論基點”的矛盾對立，而是洞悉現實人生真相與能夠解釋這些真相的現代話語之間的錯位。在這個意義上看，如何讓人生的體驗真正“透徹”起來，又總是一個似解非解的難題。
§§第十三講 建國至“文革”時期的中國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