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也不準備全麵總結建國至“文革”結束的中國詩歌發展，隻是提出幾個方麵的思考，供大家在學習時注意。
民國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開始，中國新詩也從此進入到了一個全新的曆史時期。
要理解中國當代新詩，應該擁有一副新的眼光，因為詩人的氣質、個性和文學生存環境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自然，新詩藝術還是承襲了民國時期的餘脈，但大河改道，許多情形都大相徑庭了。
首先要了解建國後詩壇的新的格局，而這一格局又是通過一係列持續不斷的論爭形成的，這就與胡適等人借助《新青年》雜誌推廣白話新詩有了不同。
正是通過1950年代，中國新詩以至中國文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嚴密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的新思維。
在這裏，我特意強調了“新思維”的完整、嚴密之於一個民族整體的重要性。因為，就“二元對立”本身而言，它卻是我們人類基本的有效的思維形式。正是“二元”概念的產生，人類才有效地分清了天與地、人與我、男與女，人類的文明才漸次展開；正是“二元”觀感的出現，兒童才開始了辨析世界的過程，才開始了自我意識的發展。“對二元對立的辨認是兒童‘最初的邏輯活動’，在這種活動中我們看到文化對自然的最初的獨特的介入。因此完全有根據承認，在創造和感覺‘對立’或成雙‘對立’的能力中，並且在創造和感覺的一般音位模式的同類活動中，有一種基本的、獨特的人類心靈活動。”從古希臘哲學到西方近代哲學到結構主義，“二元對立”的思維之於人類文化的意義隨處可見。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作為學者與作家個人的自然產生的思維方式是一回事，而作為整個社會必須遵從的思想模式卻又是另外一回事，或者說，個人的自然產生的思維方式並不能否定其整體思維的某種矛盾性與夾雜性，而矛盾性與夾雜性的存在實際上便為其他思維形式的發展留下了空間，要刪除這些矛盾與夾雜，使之構成一個無比完整嚴密的且能夠“規範”全社會全民族的思想模式，這就已經大大超出了“二元對立”作為個體存在的自然狀態了，它必須有賴於一個外在的社會性的製約機製才能得以實現。
隨著1950年代的到來，這一社會性的製約機製便真正建立起來了。
“二元對立”的本質其實是“一元”，它將事物設定為兩個相互對立鬥爭的方麵，但卻並不是為了讓這兩個方麵在鬥爭中存在下去，對抗、鬥爭都不過是過程，更重要的是通過對抗、鬥爭，其中的一麵（所謂的“正麵”）戰勝、克服了另一麵（所謂的“負麵”），於是，“正麵”的價值最終得以格外的凸顯，“正麵”的地位最終得以鞏固。“二元對立”最後指向的是世界的絕對化與簡單化。這樣一種思想形式顯然與政治集權的需要有著某種天然的契合，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它便可以為政治家所利用，成為維護某種單一的政治意識形態權威的手段。
1950年代以前，從國民黨的文化專製中，我們其實就可以讀出“二元對立”的聲音。例如，在國民黨文化負責人張道藩主編的《文藝先鋒》上，是如此認定詩歌的：“把個人生命與民族生命合抱”，“逃避時代，違背時代，都不是詩人的本領，請對那些非正義，非真理，一切邪惡的行徑，投擲猛烈的炸彈”。隻不過，長期的內外戰爭與政治控製權力的地域分割，使得國民黨常常無力有效地實施這樣一種大範圍的思想整合，最後，倒是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給了新政權的建立者重新“整合”社會思想，確立全社會全民族“一元”權威的機會。
較之於腐敗無能的國民黨政權，中國共產黨顯然對意識形態問題的解決有著自己深遠的思考和安排。1948年，就在毛澤東向世界公開宣布軍事大反攻開始、國民黨政權覆滅指日可待的時候，一係列思想形式的整合工作就同時展開了。這一年的3月，一些共產黨的文化領導人會同團結中的左翼知識分子在香港借助《大眾文藝叢刊》，展開了對於未來中國文藝界的清理、整合工作。時任中共香港報刊工作委員會書記的林默涵回憶說：
領導文藝工作的，是黨的文委，由馮乃超負責。在文委領導下，出版了《大眾文藝叢刊》，由邵荃麟主編。這是人民解放戰爭正在激烈進行而麵臨全國解放前夕。香港文委的同誌們認為需要對過去的文藝工作作一個檢討，同時提出對今後工作的展望。
也就是說，《大眾文藝叢刊》以及它的思想都代表了共產黨對新的文化思想格局的某種規劃和安排，這就難怪《大眾文藝叢刊》一開始就公開宣布自己“不是一個同人刊物而是一個群眾刊物”，因為，“同人”指的是知識分子獨立個體的集合，而在現代中國政黨的政治語彙中，“群眾”的實際“代表”便是“黨”，所謂“群眾刊物”其實就是直接傳達黨的意誌的刊物。在《大眾文藝叢刊》所展開的文藝“盤點”與思想清掃中，國民黨文藝恰恰不是重點，倒是“居中”的自由主義文藝特別是左翼文藝內部的以胡風“七月派”為代表的思想成為了主要批判的對象，這在當時曾經令許多文藝界人士大惑不解。但事實上，這裏的奧秘就在於它所傳達的已經不再是人們所熟悉的文藝自由的信息，它所遵從的也不再是學術發展的“問題”意識；如何正確貫徹一個即將執政的黨的意誌，如何按照未來思想統一的要求清除那些最不“和諧”的文藝力量，才是它的當務之急——“居中”的自由主義文藝在廣大知識分子當中無疑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這是妨礙思想統一的一種力量，而存在於左翼文藝內部的胡風思想更以其“左翼”的形象構成了對最高領導意誌的嚴重幹擾，較之於脆弱的自由主義文藝，胡風思想阻礙意識形態統一的危險甚至更大，因而也理所當然地成為了一係列批判的主要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