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通往“一元”價值的過程中，《大眾文藝叢刊》為1950年代的文學思維與詩歌思維確立了“兩條路線鬥爭”的基本模式，這就是完整嚴密的強製性的“二元對立”新思想的起點。邵荃麟指出：“這十年來我們的文藝運動是處在一種右傾狀態中。形成這右傾狀態的，是由於長期抗日文藝統一戰線運動中，我們忽略了對於兩條路線鬥爭的堅持。”而今天堅持“兩條路線鬥爭”就是為了強化以工農階級意識為領導的“強旺思想主流”。郭沫若《斥反動文藝》開門見山就是：“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勢力與反人民反革命勢力作短兵相接的時候，衡定是非善惡的標準非常鮮明。凡是有利於人民解放的革命戰爭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是正動；反之，便是惡，便是非，便是對革命的反動。”“人民文藝取得優勢的一天，反人民文藝也就自行消滅了。凡是決心為人民服務，有正義感的朋友們，都請拿著你們的筆杆來參加這一陣線上的大反攻吧！”其文藝“戰線”上的敵我之分，是何等的鮮明！
兩條路線的鬥爭，就是不斷地清除異己，不斷地凸顯自己的主導性意義。《大眾文藝叢刊》在不斷完成對國統區文藝思想清理的同時，也大力推出解放區的文學創作，後者正是“一元”主導價值的集中體現。在解放區文學中，《大眾文藝叢刊》為中國新詩推薦的典範便是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一年以後的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會召開，在周揚與茅盾分別提交的大會的主題報告當中，我們再一次讀到了“兩條路線的鬥爭”，讀到了以解放區文學為價值主導的“一元”化文學思想，這都是對《大眾文藝叢刊》時代的思想整合工作的深化和全麵的實施。
作為《大眾文藝叢刊》的作者，茅盾以文化領導人的身份繼續清掃國統區的文藝遺傳，在適當的肯定之餘，他重點批判了國統區文學的嚴重問題，批判了胡風等人的思想傾向。周揚則以勝利者的姿態無比自豪地宣布：“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定了新中國的文藝方向，解放區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堅決地實踐了這個方向，並沒有第二個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錯誤的方向。”是的，在以“一元”為目標的“二元對立”的新思維中，中國文學與中國新詩都不可能有“第二個方向”了。
“沒有第二個方向”，這便是1950年代中國新詩需要時刻銘記的主題，也是所有中國詩人在政治意識形態支配之下必須接受的思想。
在經曆了自由寫作的方式之後，要規範不同作家的個性與性情，使之自覺納入到統一的思想模式當中，這實在不容易，好在解放區的文藝實踐已經為之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製度化方式，從總體上看，1950年代的中國新詩，就完成了以“製度”規範“思想”的基本過程。
這種規範主要通過兩種方式進行，一是組織人事製度的“集約化”管理，二是連續不斷的文藝思想鬥爭的實施。
組織人事製度的“集約化”管理從詩人、作家的所在工作單位、生活社區到行業組織全方位展開，由此逐步形成了一個極具製約力的中國特色的“單位製度”，從工作單位到生活單位再到作為行業組織的各級作家協會，中國詩人、中國作家的個人思想、藝術趣味乃至生活方式都被置於嚴密的控製之中。控製以人的戶籍固定為基礎，以各級“組織”對個人生存發展的全麵管理為手段，最終形成從個人到集體、從下級到上級、從地方到中央的梯形金字塔式的思想貫徹形式。1949年5月，在茅盾發表的《一些零碎的感想》一文中，他還在思考新中國全國性文藝協會的組織形式：“綜合性的全國組織，好比是中央（或好比是全國總工會），而各文藝部門的獨立組織則好比是地方——省或特別市（或好比是總工會下麵的各產業工會）。至於‘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如何？也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他的選擇似乎還在文協究竟屬於“同業公會呢，還是文藝運動的指揮部”？其實，答案很快就有了，高層的設計遠比作家出身的茅盾更係統也更符合意識形態控製的需要：包括行業組織在內的一切單位都必須體現中央/地方的上下關係，隻有這樣的關係，才能最好地保證思想模式的同一化要求。作為對詩人、作家“集約化”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過去那些頗具影響的民營出版機構紛紛被整編，同人刊物消失，所有的文字都被逐漸納入到統一的國營體製當中，時刻接受政治意識形態的監督。當時，正在從獨立知識分子融入“單位製度”的胡風曾經多有感慨：“文藝這領域，籠罩著絕大的苦悶。許多人，等於帶上了枷。”“現在是一開口一舉步都怕碰傷了大的存在的威信。”“我們是，咳一聲都有人來錄音檢查的。”但問題在於，他最終的懷疑與反抗卻隻能導致自身的覆滅，而當他被打倒的時候，已經沒有人能夠頂住“單位”的壓力，為他直言申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