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分析著重從建國後詩壇“一體化”的形勢入手，這是我們不能忽略的基本格局，但是，真正進入這一段詩歌史的時候，我覺得又要特別小心，尤其要注意曆史現象本身的豐富性與複雜性。
關於這一段詩歌史的研究對象問題，大家可能還是主要關注那些“地上”的主流的作品，近年來也開始涉及了一些“文革”中的地下文學作品。其實結合最近一些年所發掘的材料來看，我們的觀照對象還可以更豐富。隻有這樣，我們才能解釋中國新詩以後的發展狀況。
依據我們發現的很多文學史料及思想史料，從建國到“文革”結束的這些年，中國人的思想其實比我們想象的要豐富，比我們過去所描述的要豐富。這種豐富還不是在“文革”後期才開始，實際上在1950年代就已經如此了。當然，在這期間有過幾次思潮的反複，但是就在大一統的格局中，一些作家、思想家的反抗和掙紮卻還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比如七月派領袖胡風和梅誌在上海曾經還想延續他們的工作，繼續辦雜誌，後來才失敗了。這就是說這些知識分子不是一夜之間全都繳械投降了，而是有一個比較複雜的過程，這一段曆史是值得注意的。今天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強調“一體化”的判斷，但是作為研究者，我們卻不能將“一體化”作為研究的前提，而是應該深入下去，具體梳理和發現一個一個的文學現象、詩歌現象。
在1950年代還有過幾次討論，特別是1957年的“大鳴大放”，這些過程都很複雜。對所謂的“真實”也要有具體的理解。所有的中國的作家和思想家不可能因為“一體化”的要求就完全同一了，人性是複雜的。如果認為經過建國後的幾個中央文件就完成了所有人的思想統一，就沒法解釋到1957年“大鳴大放”時，那麼多人都站出來說話，好像滿腹的牢騷。可見平時他們就是這樣想的。考慮到這一點，反過來想，什麼是真實，那遠遠比表麵的現象要複雜。而複雜被一種完美的和諧覆蓋了。這就是1950年代值得研究的方麵。幾乎所有的人都把內心的很多很複雜的東西放在一邊，而表現的是另一種這種表現也是真實的。這種文學現象是多麼的奇特！
1950年代北京大學辦的一份雜誌《紅樓》，是很值得注意的，它的很多作品都很有激情，但這種激情又不是主流意識形態的激情，其激情和思考聯係在一起。那一撥編《紅樓》的人中出了北大最早的一批叛逆者，如林昭。她用基督教的悲憫的眼神來看待混亂的世界，同時又有對社會的尖銳批判。從宗教的立場來批判，是極有震撼力的。有些我們熟知的反抗“文革”的英雄像遇羅克、張誌新，他們的語言仍是充滿了“文革”色彩，而林昭的語言則完全是21世紀的語言，沒有絲毫受到建國後的政治文化的影響，這是很不一般的。很多人都談到了建國後的政治文化的一體化，這種一體化甚至影響到了個人的表達方式，所有人都不自覺地運用這種充滿政治色彩的語言，而真正內在的東西卻被掩蓋了。但是林昭的語言絲毫沒有受到這種色彩的影響，她的思想資源和語言資源來自何處？這是值得思考的。這也說明了十七年和“文革”時期的複雜性。“文革”後期的地下創作，包括後來的白洋澱詩派，他們的資源又在何處？這都是要研究的。
最近學界有研究提出，在建國後到“文革”時期，西方文化的傳輸並沒有完全封閉，國家以內部發行的方式推出了不少的關於西方文化的書籍，這些書被稱作“黃皮書”、“灰皮書”等等。這些書在高級幹部間發行，因而也有機會在高幹子弟中傳播。最後逐漸向下，一層一層地在朋友圈流傳開。很多年輕人如饑似渴地閱讀這些書。雖然被告誡要以批判的立場來看，但往往他們不僅不會批判，反而被西方文化所俘虜，成為“西方反動思想”的信奉者。這條路在當時是很典型的，許多年輕人都是通過這種方式接受了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說，1950年代的封閉是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從來沒有中斷過，隻是要看是在哪個層麵上發生了影響。後來有人在追溯白洋澱詩派和其他民間的思想群體時，就追溯到了這個因素。西方的文化資源仍然以各種方式在湧入。包括後來的北島，也能找到這種影響的痕跡。
除了中心城市、主流文化的種種動向之外，其他邊緣地區的文化現象也值得打撈和發掘。
我們說其他異域文化通過特殊的發行傳播渠道繼續對中國文學發生影響，這還是針對中心大城市而言，但是另外一種情況卻耐人尋味，那就是某些邊緣區域也可能誕生與眾不同的思想者。比如被認為是地下詩歌的兩個源頭之一的貴州創作群體。貴州是非常偏遠的地區，從1950年代開始，貴州的黃翔就開始寫詩，他的詩很具有震撼性。他的資源顯然不是來自於西方文化。另一個重要的詩人是啞默。黃翔和啞默的風格不同，一個是孤憤型，一個是抒情型，但無論是什麼類型，他們的詩歌都和當時的主流聲音很不一樣。以啞默的詩為例，他是從1960年代開始寫詩的，他的詩非常個人化，主要寫他的愛情。也許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他的詩並不是非常優秀，因為今天這類詩已經泛濫了。但是在那個政治抒情詩充斥的氛圍裏，啞默的愛情詩的出現卻是一個奇跡。如《春天、愛情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