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時期的詩壇，經過“pass北島”的激烈反叛之後天下大亂，迄今也再難呈現過去的有序和整一。
這裏的關鍵問題是，為什麼有人要“pass北島”？這與中國新時期的社會文化心態有什麼關係？
從整個中國詩歌的曆程看，包括脖朧詩在內的形態都還是中規中矩的，脖朧詩也不算張牙舞爪，它不過是以回到中國現代詩歌正常抒情的形態來爭取自己起碼的藝術權利而已。但是，從第三代詩歌開始，情況就有了一些變化。當然，這裏麵的原因不是唯一的，也是多種力量綜合性的結果。也就是說，它不單是一些詩人的選擇和叛逆，更多的是時代帶來的一種生活與藝術的態度的共同轉變。
為什麼有人要“pass北島”？這個問題還得先從北島本人說起。北島在幹什麼？這是第一個話題。他想“回答”的是他心中的困惑。他麵對這個世界產生了很多的困惑，他覺得在那個時候，他的真實感受和思考的結果與整個體製告訴他的東西完全不一樣。他試圖根據自己的觀察做出回答，當然他的答案就是對過去的時代所告訴他的一切的否定。北島想把我們推進到一個生命自由的狀態中，但是這種推進本身，卻出現了一種意想不到的效果，值得注意。
首先從北島當時所承受的社會壓力的狀況來看，他的思考必然帶有非常強烈的政治色彩。脖朧詩的很多作品都沒有脫離政治的內涵，就是這種姿態讓後來的詩人多多少少產生了一種厭倦，覺得這都是一些大而無當的關於國家民族的大問題。這種大的政治話題讓一些人感覺到不耐煩，甚至厭倦，而且就是這種厭倦把後來者帶入到一種悖論之中，這種悖論就在於，北島想帶給我們自由，但是自由是什麼，這是很難把握的，這是一個相當抽象的東西。這就是說，北島之後的人們，對自由的理解和北島是有差距的。北島想解決的是我們整體的精神自由，而北島之後的人們，他們所能直接感受到的自由是什麼呢？是詩壇已經被先驅者占據了顯赫位置，以至於對其他詩人構成了壓抑。這個時候，自由的理想和目標就發生了暗中的轉換，人們拋棄了北島所討論的那種“自由”，反而認為是正在成為經典的北島本人限製了自己的自由！其實，類似的情形已經在現代文學史上出現過，當郭沫若、創造社那一批人想要在文壇上發展時，他們發現是文壇上的中年人擋了他們的道，是文學研究會擋了他們的道，是魯迅擋了他們的道，於是有了後來的種種論爭，也有了對魯迅的“二重反革命”的宣判。第三代詩人起來後，他們也要爭取自己的發展空間，也要獲得有限的文學資源，他們覺得，是已經進入主流詩壇的北島、舒婷擋了他們成功的道，隻有打倒他們，或者通過提高嗓門地呼喊“打倒”，才能引起大家的注意，為自己的亮相爭取寶貴的機會。就是這種努力生存、努力“擠進詩壇”的願望，推動他們刻意地在不同的方向上製造出和標榜出與北島這一代人的不同方向。
但是，不管怎麼說，到“pass北島”的第三代詩歌這裏，中國詩壇的代際分別還是很自然、很清晰的。待進入1990年代之後，真正的“天下大亂”才開始到來了。在市場經濟時代被解放的欲望的推動下，越來越多的後來者需要放大自己的抗爭姿態以獲取他人的注意，越來越頻繁的詩歌命名與代際劃分不斷出現，所謂的“亂”指的就是所有這些劃分已經十分模糊，口號的意義遠遠大於其詩歌主張的實質。
當然，“pass”思維的這個特征被很好地繼承了下來並得到了廣泛的使用，那就是製造對手，樹立標靶，在進攻性的論戰中顯示自己的存在，比如1990年代的所謂“民間寫作”與“知識分子寫作”之爭。其實，這兩個概念在學理上根本就不是對立麵，在通常的意義上，民間應該與官方對立，而在區隔於官方的向度上，知識分子也應該屬於民間；真正的寫作是民間力量與知識分子力量的不斷的配合，離開了知識分子文化，民間根本不會有完全獨立的寫作，而所謂民間寫作的參與者，本身也置身於知識分子群體。但是，這些理性的分析絲毫也不影響這種人為對立情境的設立，因為，這個無序化的文學時代需要借助對手來完成自己，哪怕是部分虛擬的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