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詩歌史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對各種詩歌現象的理解，尤其是那些有自身特色的詩歌現象。在今天，當詩壇的鼓噪和呐喊震耳欲聾的時候，特別需要一種詩歌審讀的冷靜。作為閱讀者，我們既不能為一些聳人聽聞的口號和宣言所蠱惑，放棄了對詩歌文本的關注，也不能因為拒絕喧囂而漠視了那些斑駁色彩之下的詩歌的靈性，總之，越是魚龍混雜，越需要我們披沙揀金，保留時代的藝術樣本。
拋開諸如“民間寫作”與“知識分子寫作”這一類永遠無法求解的爭論，我們可以看到，其中的代表性詩人的作品在當代中國新詩史上呈現出了若幹值得注意的特色。
以伊沙為例，他的一些代表作在問題的切入、語言的選擇方麵都留下了不少的話題。《餓死詩人》是一首具有標誌性的詩歌。
那樣輕鬆的你們
開始複述農業
耕作的事宜以及
春來秋去
揮汗如雨收獲麥子
你們以為麥粒就是你們
為女人迸濺的淚滴嗎
麥芒就像你們貼在腮幫上的
豬鬃般柔軟嗎
你們擁擠在流浪之路的那一年
北方的麥子自個兒長大了
它們揮舞著一彎彎
陽光之鐮
割斷麥稈自己的脖子
割斷與土地最後的聯係
成全了你們
詩人們已經吃飽了
一望無邊的麥田
在他們腹中香氣彌漫
城市最偉大的懶漢
做了詩歌中光榮的農夫
麥子以陽光和雨水的名義
我呼籲：餓死他們
狗日的詩人
首先餓死我
一個用墨水汙染土地的幫凶
一個藝術世界的雜種。
伊沙的這番表述是他對當代中國詩歌藝術強烈不滿的反映，顯然，他有力地把握了問題：1980年代農村題材尤其是關於莊稼的題材已經成為了很多詩人的熟題，反複出現，包括神話般的詩人海子。而伊沙就是在這些農業題材詩歌的閱讀中感到了不滿。他發現，這些人都是貴族化的，他們都是高高在上地看待這一切，看待農業，看待麥子，實際上他們的生命離真正的麥子很遠，他們不過是把這樣一個最有中國質地的事物當做了精致的玩物。所以伊沙產生了要和這一幫詩人決裂的願望。這是很有力量的寫作。
對於世俗社會，伊沙其實也有著強有力的批判精神。比如《等待戈多》：
實驗劇團的
小劇場
正在上演
《等待戈多》
老掉牙的劇目
觀眾不多
左等右等
戈多不來
知道他不來
沒人真在等
有人開始犯困
可正在這時
在《等待戈多》的尾聲
有人衝上了台
出乎了“出乎意料”
實在令人振奮
此來者不善
乃劇場看門老頭的傻公子
攔都攔不住
竄至舞台中央
喊著叔叔
哭著要糖
“戈多來了！”
全體起立熱烈鼓掌
荒誕劇《等待戈多》可能很多觀眾都無法真正看懂，但是，進入劇場觀看本身卻屬於某種時尚，這本身才是真正的荒誕。詩人寫出的正是劇場裏這戲劇性的一幕，人生在這一瞬間混入了舞台的荒誕，構成了新的荒誕。
中國詩歌藝術發展到第三代以後，詩人對語言運用的嫻熟程度是大幅度提高了。語言本身具有雙重性，它首先使我們在混沌中的思想和感受定型化，在這個意義上，對詩而言，當沒有尋找到語言形式之時，思想和感受也不是真實存在的。過去有個說法，區分內容與形式，好像一個作家的創作首先是有了一個意義，然後找到一個語言方式來表達。實際上這個說法是有問題的，當沒有找到語言時，意義本身也是不明確的，它隻是一個非常混沌抽象的狀態。比如寫詩，不是先把內容想好，然後再找一個形式。內容和形式應該是同時呈現的，當形式不明確時，思想也是呈一種彌漫的不確定的狀態，當語言找到了，思想也就一下子確定了。內容和形式往往是一體的，思想和語言同時呈現並確立；同時語言一旦在漫長的曆史中構成一個相對穩定的係統，它就不斷地在曆史中被文化的政治的因素所覆蓋，成為這些因素的彙聚。有時，當我們需要以語言來定型我們的思想時，往往會遇到很大的阻力，這阻力不僅僅來自我們思想本身的不確定，還來自社會文化體製的力量，來自習慣的力量，你會覺得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和語言因承載了太多的曆史而不夠貼切，兩者之間出現了分歧。所以文學的革命，每到一個時期，就會要求“擦洗”語言，因為語言在歲月的烽煙中變得斑駁陸離，失去了最初的鮮活的東西，文學的革命就是從對語言的擦拭開始的，因此，後新時期詩歌在對待語言上也和五四時期白話詩運動有相似的態度。五四時期的白話詩，寫得都很俗很白，那也是因為覺得語言在長期的文人傳統的修飾打磨中被汙染了。
過去我曾經說，在現代詩歌裏，徐誌摩對語言的感受能力很強。但是，第三代以後的詩人對語言的感覺能力並不亞於徐誌摩，他們對語言的探索和語言的試驗，往往別開生麵。例如伊沙，讀他的詩就能體會到語言的快感。請看《結結巴巴》：
結結巴巴我的嘴
二二二等殘廢
咬不住我狂狂狂奔的思維
還有我的腿
你們四處流流流淌的口水
散著黴味
我我我的肺
多麼勞累
我要突突突圍
你們莫莫莫名其妙
的節奏
急待突圍
我我我的
我的機槍點點點射般
的語言
充滿快慰
結結巴巴我的命
我的命裏沒沒沒有鬼
你們瞧瞧瞧我
一臉無所謂
再比如沈浩波的《衛慧來了》：
在藏酷酒吧
我和車前子
正在喝酒
聽到有人說
衛慧來了
我趕緊
扭過頭去
四處張望
可是找了半天
也沒看清
到底哪個
是衛慧
過了一會
我有事先走
到另一桌
跟小崖告別
小崖說
衛慧來了
在她手指的方向
一個女孩
安靜地坐著
比起照片
既不醜陋
也不漂亮
她長得就跟
衛慧一樣
讀這樣的詩要改變以往的觀念，即要讓詩人對語言的把握和控製重新成為我們快樂的一部分，這不正是每一個詩人和作家都想要達到的嗎？不要隨意地就批評它沒有憂患、沒有偉大的意義，要從另外的角度來看待它的價值。有的詩歌創作，其語言很呆滯、很沉悶，詩人已經無力推動語言了，文化的重負讓他們難以承受了。而這一批年輕人在刷新語言的同時也卸掉了文化重壓。換個心態來讀伊沙，覺得他帶來的是快樂和快樂中的趣味。其實早期白話詩人也是很快樂的，詩也是如此，而且那些詩也很俗，雖然寫詩的人都是些大學者。為什麼這些大學者要寫一些很俗的詩呢？因為他們有意識地要努力推動詩歌語言的更新。
再如伊沙的《中國詩歌考察報告》：
同誌們
中國的問題是農民
中國詩歌的問題也是農民
這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
這是一幫信仰基督教的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