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理解當下的詩歌刨作(2 / 3)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

他們種植的作物

天堂不收俗人不食

其語言戲擬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以很輕鬆的方式來表達,而不是嚴肅的思考。又如《京劇晚會》:

鑼一敲

出來一個男人

咿咿呀呀學女人

拿著手絹

學女人哭的樣子

我早有耳聞

學的最像的那人

就是這行的大師

我睡著以前

見一些老家夥閉著眼

頭朝後仰去

口中念念有詞

我想他們也想學女人

我睡著的時候

聽見一聲“好”

嚇了我一跳

又出來一個男人

學女人哭的樣子

比前一個學得更像

我大喝一聲“好”

可能喊的不是時候

他們全回頭看我

叫我滾蛋

我也正欲滾蛋

他很輕鬆地做詩,信手拈來,一反我們過去的觀念,認為做詩要深刻地思考,要沉澱,要有重大的意義,要營造意境等等。雖然有時流於輕率,但是他確實在尋找人最初的真實的感覺。像《等待戈多》,那麼多人坐在劇場裏看得津津有味,也許不過是裝出來的津津有味,雖然沒看懂,但是因為這是一個名劇,看懂了它是一個文化的標誌,一個知識分子的標誌,所以好多人都看不懂,也沒有快感,但仍在看。他一下子就把這種文化的假麵給戳穿了。詩雖然輕鬆,但也值得玩味。

另一首《諾貝爾獎:永恒的答謝辭》:

我不拒絕我當然要

接受這筆賣炸藥的錢

我要把它全買成炸藥

尊敬的女士們先生們

尊敬的瑞典國王陛下

請你們準備好

請你們一起——

臥倒!

當中國人嚴肅地談論諾貝爾文學獎的種種神聖或者種種問題之時,你再讀伊沙的這首詩,就會覺得相當的痛快,因為它一下子就粉碎了中國人故作姿態的那種神聖和莊嚴,完成了對虛偽的文化重壓的消解。

還有一首《張常氏,你的保姆》:

我在一所外語學院任教

這你是知道的

我在我工作的地方

從不向教授們低頭

這你也是知道的

我曾向一位老保姆致敬

聞名全校的張常氏

在我眼裏

是一名真正的教授

係陝西省藍田縣下歸鄉農民

我一位同事的母親

她的成就是

把一名美國專家的孩子

帶了四年

並命名為狗蛋

那個金發碧眼

一把鼻涕的息子

隨其母離開中國時

滿口地道秦腔

滿臉中國農民式的

樸實與狡黠

真是可愛極了

這是一首相當俏皮的詩歌,但也具有相當的意味,充滿了對文化權力的反抗。“外語學院”是傳播西方文化的,外語現在已經成為中國人身上的重壓。這裏代表著一種文化的權力,“教授”就代表了這種權力。現在有不少的中國人都渴望著變成外國人,也是因為羨慕這種文化的權力;而張常氏卻完成了對一個代表著“先進文明”的金發碧眼的外國兒童的改造,由此而消解了那些看似誘人的文化權力。張常氏的籍貫也是耐人尋味的。第三代詩人高喊拒絕隱喻,認為隱喻是知識分子寫作的特征,實際上這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因為語言本身就是充滿隱喻的。“陝西省藍田縣”這個地點也是有意義的,中國境內第一個人類頭蓋骨的發現就是在藍田,而且據說是一個女性,因此藍田可視為是中華文化的發源地,而被發現的這個女性就是中華民族之母、中華文化之母。今天的中國在西方歐美文明的巨大壓力之下,喪失了主體性。而張常氏對一個美國兒童的改造,讓我們在那一刻恢複了主體性,雖然恢複得如此的世俗和富於喜劇性。

沿著伊沙的方向發展,出現了後來的“下半身寫作”,他們把伊沙奉為大師,把這種寫法變成一種類型。如沈浩波,也是北師大畢業,比伊沙低幾個年級。沈浩波和伊沙不一樣之處在於,伊沙總是要消解文化對他構成的重壓,回到最原初的感覺狀態;而沈浩波回到的是最直接的本能,所以才有“下半身寫作”這一說。這些詩都體現了詩人對語言的把握能力和對鮮活的生存感覺的重視。

當然,這些詩人也需要正視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如何真正不斷刷新自己的感覺,而不是持續不斷地重複著類似的調侃遊戲。如果無法突破,那麼創作本身也就陷入到一種深深的隱憂。就像王曉明的文章《在“無聊”的逼視下》所描述的那種時代的無聊:

假如你今天是這樣一個人:男性,智力平平,從小愛讀小說,因此相當敏感,大學剛畢業,正在一座中等城市的一家普通的單位裏當職員,你會怎樣看待自己的生活?你覺得將來有奔頭麼?你大概不會想去當什麼處長局長,那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當的,要看機遇,要有背景,還得要有若於特別的素質。發財?現在是90年代末,你一定已經明白了,也絕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發財的,你一無資本,二無有權的親戚,心腸更不夠狠,你憑什麼發財?更何況,你和許多剛走出大學校園的年輕人一樣,對那班以權謀私、為富不仁的家夥,心裏還相當反感。那跳槽去外資公司當“白領”?工資是不少,辦公室也幹淨,可兒乎每天都要超時工作,周末還常得加班,像你這樣散漫慣了、討厭被人支得團團轉的人,恐怕是很難從這樣的工作中尋到樂趣吧,何況還可能被“炒魷魚”!於脆出國算了?可去哪裏呢?要考外語,還要籌錢,到國外千辛萬苦,最後也還是做一個“白領”,他鄉異國的,實在無趣。那就轉個方向,去當文化人——譬如記者、編輯,或者大學老師?這些人的工作是比較自由,多少也符合你的性情,可你大學四年,算把這一界看透了,如今的文化人,哪還有文化人的樣子?記者就惦記著拿紅包,筆下唰唰唰地寫,就是沒一句實話;大學教授嘛,十個倒有九個不合格,倘若他們的課上得精彩一點,你當初早就報考研究生了,還會拖到現在?或者就安安靜靜呆在這小單位裏,不圖什麼個人事業了,好好地戀愛一回,建個舒服的小家庭?這也很難,談戀愛要花錢,結婚買房子,更要花一大筆錢,單靠每月那點工資,你哪裏買得起房子!如今當然也還有重人不重物的女孩子,但你好像不容易遇到,連大學生都高高興興去當“二奶”了,你不禁要懷疑,那小說裏的美妙的愛情,根本就是編出來的。算了,自己一個人躲在鬥室裏聽聽音樂,或者外出旅行,“獨善其身”吧。可窗外燈火耀眼,紅塵滾滾,攪得你心裏不踏實,看不了兒頁書,就走神了,哈欠也上來了,隻好把書丟開,躺到床上去發愣:請設想一下,當你這樣地枕著雙手,望著天花板發怔的時候,你會不會覺得一切都很無聊,自己的生活沒意思透了?

他的這段描述很有意思,這確實是很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沈浩波說“衛慧來了”,這就是他體會到的生活狀態。或者如小君的《日常生活》:

我坐著

看著塵土的玻璃窗

心境如外麵的天空

陰鬱

或者晴和

沒有第一個願望

也沒有其他的願望

某個女朋友

她要遠嫁

另外一個

我很想念她

就這樣

我的表情

一會很滿足

一會很空虛

像窗外的天空

說心境“像窗外的天空”,這多少讓人聯想到卞之琳的“你站在橋上看風景”,這可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境界。在卞之琳那裏,窗內的人還有凝視的對象,那個橋上的人寄托了他的理想和希望,他還在單相思。到現在,沒有什麼對象要看了,這就是日常生活。沒有什麼是必須要做的,也沒有什麼是一定做得成的,這時的心情就會變得無聊。當這種狀態出現時,就會產生自娛自樂式的藝術、文學和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