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素貴這一代也有兄弟四個，他排行第二，是洞庭東山席氏“二房”的家長。自19世紀70年代起，到20世紀30年代止，大約半個世紀裏，席氏四房的祖孫三代，包括女婿在內，共有23人次擔任過13家外資銀行的買辦，其中英資6家，美資、日資各兩家，法資、俄資、意資各1家，幾乎囊括了上海所有著名外資銀行的買辦之位，另有5人當過洋行的買辦。
渡過危機的席裕成，又幹了10年，於1923年去世，空缺由其子接替。此後席氏族人與合夥人繼續出任彙豐買辦，直到抗戰爆發時，席家壟斷該職位前後長達63年（1874—1937）。而席裕成的堂兄，“長房”席素煊之子席裕康（號錫蕃），則創造了這個買辦家族的一項紀錄：他先後擔任麥加利銀行、華俄道勝銀行及中法工商銀行買辦，時間長達33年（1896—1929）。
與長兄席裕成鬧翻後，分得家產的四個弟弟及其下一代，仍在銀行界和洋商圈內分頭打拚，有繼續當買辦的，也有轉投新興起之中資金融機構的。其中尤以三弟席裕光（號德輝）這一支，最為紅火。
席裕光經過早年買辦生涯的曆練後，出任1905年正式成立的戶部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1908年該行改稱大清銀行，他繼續擔任上海分行協理。他與國民黨大佬陳立夫、陳果夫兄弟有姻親關係，民國成立後更是“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了。
席裕光的兩個兒子，亦於不經意間攀上了“高枝”。長子席德懋（號建侯），曾在一家不知名的小銀行裏與宋子文共過事。1928年10月，宋出任總部設在上海的新中央銀行（原來由孫中山1924年8月創辦於廣州）總裁，把他招致麾下，任央行業務局外彙科主任，後升外彙局長、業務局長，再後來又轉任中國銀行總經理。1944年，看到二戰勝利曙光的美、英、蘇、中四國，商議籌辦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會，席德懋代表國民政府參與其事，席家人在現代國際金融舞台上，留下了自己的身影。
席裕光次子席德炳（號彬儒），早年與宋子文為留美同學，得以出任中央銀行直屬的上海造幣廠（民國時期唯一的國家造幣廠）廠長。席德懋之女又嫁給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宋兩家，可謂親上加親了。
百年回響
兄弟爭產以至於打起“國際”官司，雖然暴露了席氏一族的“家醜”，但總的來說，移居上海的數十年裏，席氏各房各輩之間，還是互相扶持的時候居多。他們與同樣來自洞庭東山的幾大經商世家，亦以締結姻親等種種方式，彼此緊密合作，一致對外。
如“四房”家長席素恒（號吉成），自小由父輩做主，過繼給舅舅沈二園為子，故又名沈吉成。沈家比席家更早到上海經商，沈二園當過上海非常有名的新沙遜洋行（1872年—1958年經營）第一任買辦，他把繼子領進了門。這家由英籍猶太人創辦的洋行，主營洋布，兼做地產，早期也販過鴉片。沈吉成接任買辦一職後，做得風生水起，人稱“沙遜阿四”。發了大財的他，在上海市中心繁華路段，即今南京東路、西藏路一帶，購置大片地產。他去世後，留下財產估計達500萬兩銀子，其中房地產價值270萬兩，現銀110萬兩，還有綢緞局和典當鋪各兩家。
席氏世交中最值得提一筆的，應是洞庭東山嚴氏。前麵說過，“二房”家長席素貴曾與老鄉嚴蘭卿合股開設錢莊，共同經營20年。1926年，嚴氏子弟嚴家淦自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經妻舅席裕康（即前述創造了家族買辦最長從業紀錄的那位“長房”第二代，嚴家淦的兩任妻子，都與其有直接親緣關係）介紹，進入一家德商洋行任職。但誌存高遠的嚴家淦，不甘再走買辦之路，1931年，在結識大學校友宋子文並經其引薦後，投身國民政府，當上了公務員。
抗戰勝利，台灣光複，嚴家淦是第一批大陸赴台官員之一，1947年更出任台灣省政府財政廳長。他任上的最大手筆，是積極籌劃並於1949年6月正式發行新台幣，切斷台灣與局勢日益失控的大陸之間的財政聯係，使島內通貨膨脹及物價混亂局麵得以回穩。此幣製沿用至今，嚴家淦因之被譽為“新台幣之父”。
其後的“兩蔣時代”，他致力推動台灣島內經濟起飛，身居高位而口碑不俗，曾擔任老蔣的副手，並在老蔣去世與小蔣接班的過渡期內，出任“中華民國總統”（1975—1978），堪稱台灣政壇“不倒翁”。
大半個世紀過去，洞庭東山席氏馳騁洋場的輝煌功業，已不為大多數國人所知。而海峽對岸，花開別枝，餘香猶在，不免令人生出幾分感慨。
鑽天洞庭遍地徽
晚明小說家馮夢龍在《醒世恒言》卷七《錢秀才錯占鳳凰儔》中，開篇就稱：“話說兩山之人，善於貨殖，八方四路，去為商為賈，所以江湖上有個口號，叫作‘鑽天洞庭’。”
馮夢龍是蘇州吳縣人，“兩山”指的是其家鄉瀕臨太湖的洞庭東、西兩座半島。東山、西山麵積不大，分別是96平方公裏和82平方公裏，現有耕地林木果園不到10萬畝。據記載，自明朝中葉到清康熙中期（約1500年—1700年之間），戶籍人口（可能指丁口，即成年男子）一直不過10萬人上下。但正是這樣的彈丸之地，卻產生了躋身明清十大商幫之列的“洞庭幫”，甚至能與稱雄中國商界五百年的徽商相提並論，即所謂“鑽天洞庭遍地徽”。
號稱三萬六千頃的太湖，煙波浩渺，四通八達，極利於商旅舟楫來往。太湖周邊的江南地區，曆來市鎮眾多，人煙稠密，手工業發達，為棉紡織業、造船業、竹木器製造業、玉石與銅鐵器加工業的主要中心。但這些行業所需原料，本地出產有限，大多須從外地采購運進。而江南雖稱“魚米之鄉”，因人口稠密，糧食消耗量也大，自明代起就成了缺糧區。凡此種種，都依賴大規模的中長途商品販運來解決。坐擁天時地利的洞庭商人，應運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