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而言之，明清時期，洞庭商人家族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地區做依托，活動地域集中，經營商品固定。東山商人活躍於以山東臨清（京杭大運河穿城而過）為樞紐的華北地區，主營布匹貿易；西山商人活躍於以長沙、漢口為中心的長江中遊，主營米糧綢布貿易。地緣優勢之外，他們又以家族姻親為組織形式，把傳統宗族關係轉化為新的商業組合，團結成幫，以小搏大，與其他地域商人展開競爭。
據後人總結，從資本來源上說，洞庭商人有三大商業模式：一是獨資經營，因為他們多為富戶出身，自有資本較為雄厚，有的東家親力親為，生意規模較大的，則多采取委托管理方式；二是“領本”經營，即籌借資金做生意，但它不同於一般借貸須還本付息，更多是富者出錢，窮者出力，獲利分紅，類似於徽商、晉商中通行的“商夥製”；三是合資經營，特點是共同出資、共同經營、共負盈虧，通常是一族一姓之內，集中在特定地域，有時可持續幾代人，一起合作好幾十年。
鴉片戰爭之後，上海開埠，外商雲集，一躍成為國內最大商業都市。近水樓台又觸覺敏銳的洞庭商人，開始陸續轉到上海經商。1860年太平軍先後占領洞庭東、西山，當地殷實富戶，望風走避，多往上海落腳，日後笑傲洋行買辦界的東山席氏，即在此時舉家遷滬。
以席氏為代表，洞庭商人家族在上海轉而從事銀行及洋行買辦職業，並先後設立或投資錢莊85家之多。較早崛起的東山嚴氏和萬氏，主要靠經營洋布和典當業獲得資本，後來居上的東山席氏、王氏和葉氏，則由買辦事業積累資本，他們或多或少都做過錢莊。
洞庭商人熟悉錢業，運籌得法，在近代上海從事金融業的各幫中，唯有他們是一直穩步擴張的。如1933年上海共有72家錢莊，與1921年時相比，紹興幫由38家劇減為3家，寧波幫維持16家不變，上海幫由7家減為3家，洞庭幫則由5家增為8家，占了12%的份額。
闖蕩上海灘的洞庭幫，還保持了各大家族聯手的強大傳統，構建成關係錯綜複雜的商業網絡。如席氏的姻親中，不僅有本幫內的東山沈氏、王氏，還有徽商胡氏、湖州許氏等，均為知名富商大戶，這對他們籌措足夠的保證金或互為擔保，取得洋商洋行的信任，作用甚大。
由此可以想見，洞庭錢商為何能縱橫滬上數十年，幾乎無往而不利了。
姑蘇外來幫
明清時期的蘇州，是全國最大工商業城市之一，世稱“東南都會”，數以萬計的外地商人不遠千裏而來，各大商幫在此競逐風流。
蘇州的外來商幫，以地域和從事行業劃分，特色鮮明，各勝擅長。安徽商人無疑是人數最多、勢力最大者，其中又以徽州、寧國（今宣城市一帶）二府商人為骨幹。他們在蘇州重點經營布業、木業、絲綢業、糧食業、典當業等。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徽商名下的布店達到鼎盛，有72家之多，約200年後，到了清末的1907年，蘇州仍有徽商布店44家。
鄰近的浙江商人在蘇州也甚為活躍，當地絲綢業、杭線業、燭業、書籍紙張業和煤炭業，多由杭州、寧（波）紹（興）、龍遊、湖州等地商人把持。
居第三位的是閩粵商人。福建八府在蘇州都建有會館，不少都規模宏大，與常住姑蘇的閩商人數之眾相呼應。據清雍正年間（1722—1735）主管商務的地方官員描述，蘇州城西閶門的繁華地段，聚居了上萬福建人。廣東商人在蘇州者，以廣州府及潮州、嘉應等府為主，雍正七年（1729年）蘇州嶺南會館修整，捐款商人達225人。除布業、米糧業、絲綢業、紙業外，專營兩省土特產的南貨業，是閩粵商人的拿手好戲。
秦晉商人(又稱山陝商人)除業鹽揚州外，主要在北方市場活動，但蘇州也是他們不能放棄的重鎮。他們既涉足布業、絲綢業等熱門行業，又在錢業上獨領風騷，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在蘇州活動的晉商錢號，即不下130家。同治九年(1870年)蘇州修建北貨碼頭，就有26家山西商號、15家陝西商號踴躍出資參與。
此外如魯豫商人、江西商人、湖廣商人及江蘇省內的洞庭商、南京商、蘇北商、無錫商等，都在蘇州占有一席之地。
說到經商方式，蘇州的外地商人又分坐賈和行商兩大類。但不管坐賈還是行商，寄居姑蘇的外地人，總是願意結成幫派，互相扶持。一是地域幫，如上所述，既有以一省一府一縣為範圍的，也有橫跨兩個省、府、縣或更廣範圍的；二是行業幫，如煙業為安徽幫與蘇州幫抗衡，圓金業(裝飾用金銀絲線)有上海幫與蘇州幫並存，杭線則由杭州幫與蘇州幫競爭；三是地域中的行業幫，江西紙商中就分南昌府幫、德興縣幫和桐城縣幫，福建花商中則分出三山花幫、長樂花幫。三種類型中，又均以地域為首要區分基礎。
清代人曾總結說，“吳中繁華氣象迥勝於昔，其實多借外方生色”，點明了外地商人對蘇州經濟發展的特殊貢獻。而很多商人居住日久，漸漸被韻味悠長的吳文化所同化，又留戀其秀美山川、繁華市肆，紛紛正式遷徙入籍，變為地道的蘇州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