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農曆五月三十，《東南保護約款》在上海訂立，張之洞、劉坤一各派代表，與盛宣懷及各國駐滬領事一同出席，約定湖廣（湖南、湖北）和兩江（江蘇、安徽、江西）地區中外商民“兩不相擾”。身在廣州的李鴻章接獲慈禧的對外宣戰詔書後，複電朝廷：“此亂命也，粵不奉詔”。明確兩廣地區力挺張、劉統一陣線之意。山東巡撫袁世凱等稍後也對此表示呼應。
“東南互保”是清末地方實力派第一次聯合公開對抗中央，清廷已露出氣數將盡的跡象。盡管是大勢所趨，但盛宣懷、張謇幕後串聯，亦可謂功不可沒。
實業拓荒道不同
大生紗廠興辦之初，因啟動資金不足，在張之洞、劉坤一首肯下，將早期湖北紡紗局海外購買因故未用，在上海楊樹浦碼頭已閑置三年的40800枚紗錠，共折價50萬兩銀子，讓張謇與盛宣懷“合領分辦”，各取一半作為官股，分別投入南通和上海辦廠。官商通吃、神通廣大的盛宣懷還允諾，會幫助新入行的張謇籌集更多新股本。
這是少有的盛張二人在實業投資上合作的例子。但盛宣懷並未兌現幫忙籌資的諾言，其他主管官員也大多當了甩手掌櫃，搞得張謇焦頭爛額，大生紗廠舉步維艱，幾經辛苦才於1899年4月正式開機生產。或許這就是後來二人難得來往的直接原因。
從個人操守和抱負上說，或可看出這兩位中國近代實業界拓荒者，很可能是“道不同不相為謀”。
盛宣懷堪稱典型的“官商”，為官時大肆貪汙中飽私囊，在企業中任人唯親，即使在當時也是眾人皆知之事。他還把經營所獲利潤以及各種灰色收入中的大部分，投資於當鋪、不動產和土地等傳統產業。據估算，除了老家常州及蘇杭等城市的土地外，盛宣懷在上海租界內購置的不動產，價值在1000萬～2000萬兩銀子。相比之下，他在輪船招商局和漢冶萍廠中的投資，分別不過為300萬兩銀子和100萬銀元（清末1銀元約值0.7兩銀子）。
美國知名的中國近代經濟史專家費維愷，曾專門研究過盛宣懷的生平事業，他評論說：寧願從事安全的傳統投資，而不願用自己的全部財產去幹不確定的工業冒險事業，顯示了盛宣懷身上的矛盾——他確實真正關心中國工商業的發展，但同樣強烈地希望保持和擴張其個人家庭擁有的財富。而盛的一位同輩人更不無諷刺地寫道，秦始皇欲世世子孫皆為皇帝，盛尚書有心效法，亦欲世世子孫皆為財主。
民國成立之初，盛宣懷在上海的大量資產被沒收。新政府囊中羞澀，急需用錢，據說孫中山曾放話：“民國於盛並無惡感，若肯籌款，自是有功。”自日本歸來後避居青島的盛宣懷心領神會，馬上給民國國庫捐贈了500萬兩銀子。前清時期跟盛宣懷一向關係不佳的新任大總統袁世凱，也就做了個順水人情，同意發還所扣資產。
張謇的口碑和人望就高得多，眼光也更遠大，但亦有其悲情的一麵。他雖不時出入官場，結交權貴，卻始終保持“紳商”本色，以“通官商之情”為己任，潔身自好，很少授人以柄。他幾乎耗盡大生集團所有收益去擴大實業投資，實行多元化經營，並大量投入南通的地方教育和公益事業。
商雄末路任人評
1913年3月，蟄居青島一年多的盛宣懷再度出山，重返漢冶萍公司及輪船招商局任職。但畢竟年老多病，活力大不如前。三年後，他病逝於上海，終年72歲。留下遺言稱一生有三大遺憾：一是未能像祖父和父親那樣考得舉人的功名（他是秀才出身）；二是從未當過令人尊敬的父母官（即使是最基層的縣官），隻是“辦洋務”，做“技術活”；三是整天跟外國人打交道，卻始終無緣踏足歐洲和美國。
又過了10年，1926年7月，73歲的張謇在家鄉南通辭世。他晚年時，大生集團外遭市場不景氣，內部的龍頭大生紗廠又“失血”過多，如曆史最長的大生一廠，1925年欠債竟然超過900萬兩銀子，為資本總額近260%，逼近破產邊緣，不得不被上海數家銀行、錢莊組成的新興江浙財團全麵接手，張謇隻保留了名義上的董事長一職。
苦心經營30年的大生紗廠落入他人之手，各項實業投資又多停滯不前，垂垂老矣的張謇，唯有寄情山水園林，吟詩寫字以排遣內心之鬱悶。這位大器晚成的狀元爺曾說過：人一輩子有三個時期，三十歲以前是讀書，三十歲到六七十歲是做事，七十歲以後又是讀書了。
終其一生，他的確身體力行了。
回望“官督商辦”
1958年，年輕的美國學者費維愷出版了他的新書：《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與官督商辦企業》。這是後來蜚聲世界的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1955年創辦並長期主持）編輯的“哈佛東亞叢書”中的第一本。
那一年，中國內地正處於工業狂飆突進，發誓“超英趕美”的火爆氣氛中。大洋彼岸的學者期望，本書“對中國早期發展工業的努力、其困難的性質和進展的遲緩所做的分析，給現在的北京政府所領導的工業化提供一個很重要的借鑒”。
但顯然，當年中國的經濟政策製定者們，不會聽從或根本就不知道有這樣的“忠告”存在。
1872年底，在李鴻章向總理衙門提交的關於創辦輪船招商局的報告中，對“官督商辦”有如下定義：“由官總其大綱，察其利病，而聽該商董等自立條議，悅服眾商。”直白地說，就是“官為保護，商為經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