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維愷認為，盡管晚清數十年間照此原則開辦並報批備案的大型企業隻有12家，最重要者有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唐山）、上海機器織布局、漠河金礦、漢陽鐵廠、大冶鐵礦等，但“官督商辦”的基本成分，實際上存在於清朝滅亡之前的每一家華商企業中。盛宣懷控製的輪船招商局，張謇的大生紗廠及關聯企業，國有的京漢鐵路等形式各異的新型近代企業，無一例外。
它們的共同特點是，股本來自於通商口岸的商人、士大夫和創辦者的親友，絕大多數是在省級地方官的保護下組成，對官方資本必須支付相當於舊式高利貸水平的利息，而管理者的職責則模糊不清，通常會有官銜，他既是股東的代理人，又是最大股東之一。
它們的缺點也很明顯：官僚主義的經營管理效率低下，外行領導內行，各種名目的官僚勒索成為企業的沉重負擔，與日本明治維新期間政府給工業企業官方補貼的做法，形成鮮明對照。
結果，大部分“官督商辦”體製下的企業發生虧損，僅少數擁有壟斷地位並起用優秀經營人才者，如輪船招商局、電報局和開平煤礦等，以及大生紗廠這樣善用官方支持，卻又能盡量發揮私營資本主動性的企業，才能獲得某種程度上的成功。
費維愷的結論之一是，晚清的官督商辦企業沒能最終成為中國經濟改造的基礎，反而不幸地預示了一種將在中國繼續存在下去的工業組織模式，即20世紀中葉達到頂峰的“官僚資本主義”，後者妨礙了中國在民主體製範圍內現代化的努力。
1972年，即李鴻章、盛宣懷創辦輪船招商局100周年之際，費維愷跟隨老師費正清，成為中美關係解凍後到訪中國內地的首批美國學者之一，他們受到了總理周恩來的接見。
同一年，出身商業世家、早期曾在家鄉廣東汕頭及香港求學的華人青年陳錦江，獲得哈佛大學東亞史博士學位。五年之後的1977年，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也出版了他的一本書：《清末現代企業與官商關係》。年屆七十的費正清親自為之作序，點明該書研究主旨：“起初，（前清帝國的）官員們依舊試圖利用商人及其新式商務活動，但逐漸有一些官吏發現，把自己變成企業家更為有利。同時，通商口岸和一些省會城市的華人貿易和工業的發展，刺激了北京政府索取報銷、監督和控製這些企業的欲望。這種企圖沒有成功，直到兩代人之後的人民共和國期間，政府對商人階級的控製才得以重施。”
此書出版的第二年，即1978年，中國內地正式實施改革開放，中國的工業化調整航向，重新出發。政府與企業，官員與商人，國有與民營，“姓社或姓資”，種種似乎已遠去的調和與紛爭，換了新妝，粉墨再登場。
近代南通 張謇製造
清末民初，“張南通”與“康南海（有為）”“梁新會（啟超）”“熊鳳凰（希齡）”一樣，幾乎成為全國通行的新名詞。而四位名人之中，畢生事業真正與原籍息息相關的，恐怕隻有南通張謇一人了。
民國成立前，張謇在政治上是堅定的立憲派。但他一向主張立憲是政府的事，自治，包括實業與教育兩大項，是地方事，應由地方人士因時因地製宜，踏實去做。
東臨黃海、南臨長江的南通，盛產蠶繭和棉花，所以張謇投身實業的第一選擇是興辦紗廠。恰逢十分欣賞其才華和抱負的“張南皮”（張之洞籍貫直隸南皮縣）署理兩江總督，駐節南京，對此鼎力讚助，天時地利人和兼具，夢想才能照進現實。
度過最初數年艱難創業期（1895—1899）的大生紗廠，開始逐步盈利，張謇得以繼續實施其係列紗廠投資擴張計劃。到1911年為止，大生一、二廠純利累計370多萬兩銀子，資本總額也增加到近200萬兩。
紗廠之外，財力日益寬裕的張謇以南通為基地，實業藍圖大幅鋪展。僅“東南互保”之後的1901年到1907年，他先後正式創辦了19家企業，包括油廠、麵粉廠、鐵廠、發電廠及墾牧、鹽業、電話、汽車、輪船等公司。這些企業多圍繞大生紗廠，或為其配套服務，或借其獲取更多利潤，類似如今推崇的所謂“全產業鏈”。
1908年起，張謇又陸續投資創辦銀行、航運、堆棧（即倉儲）等十多家企業。辛亥革命前夜，以紗廠為軸心的大生資本集團，已具有相當規模。在南通以外，張謇的投資遍布江蘇省內及上海，還延伸至江西、湖北數省。當年一份海關報告中稱，照張謇辦實業的氣勢，“凡由外洋運來各種貨物，均應由中國自行創辦”。
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工業國家戰火彌漫，生產荒廢，國際市場紗價大漲，大生利潤水漲船高。至1925年為止，各廠總紗錠數由20400枚增至137000枚（6倍以上），累計投資360多萬兩銀子，盈利達1300多萬兩。
有了雄厚的實業基礎和足夠的財力，張謇才能誓言“以成建設一新新世界雛形之誌，以雪中國地方不能自治之恥”。在南通自興辦新式教育尤其是師範教育起步，改風氣、開民智、暢交通、修水利、做慈善、建新城，他事事都不遺餘力。
時至今日，漫步風景秀美的南通老城街頭，參觀中國近代第一家民間博物館——南通博物苑，走過建校超過100年的南通大學，探訪鬧中取靜的張謇晚年住宅濠南別業，所到之處，仍能真切感受到百年前那位執著的理想主義實業家，為這座“近代中國第一城”注入的持久生命力。
1929年冬天，即張謇去世三年後，胡適曾有如此評價：他是近代中國史上一個偉大的失敗的英雄，他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造福於一方，影響於全國。
可惜的是，此後的中國，並沒有沿著這位開路先鋒蹚出的路，繼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