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秋天，年屆五十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簡稱上海銀行）總經理陳光甫，遭遇他創業16年來最大的一次危機。
當時，長江中遊第一通商口岸漢口突發大洪水，城中儲存的大約40萬擔鹽一夜受淹。市場傳聞，上海銀行與淮商合辦的公泰鹽號損失最巨，達數百萬元。又有流言稱，該行在公債和黃金投機中虧本上千萬元，各地儲戶一時人心惶惶。自9月21日起，上海銀行總行及南京分行出現擠提風潮，短短十幾天內，提出了4400萬元，占原有存款總額12600萬元的35%。陳光甫讓屬下幾乎變賣了一切可以套現的資產，但仍感窮於應付。
情急之下，他向時任中國銀行總經理的老朋友張公權求援。張二話不說，即指示總行及各分行給予上海銀行貸款和透支，並敦請交通、中央兩大官辦銀行巨頭必要時出手相助。
一場本可能令陳光甫及其畢生事業遭遇滅頂之災的風波，終於得以平息。
患難之交
陳光甫與張公權（名嘉璈，字公權）關係非同一般，既為江蘇老鄉，彼此又誌同道合，都有改革中國金融業的抱負。陳是鎮江人，張是寶山人（今屬上海），均係地道海歸，陳畢業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商業經濟科，張則在日本頂尖的私立慶應大學攻讀貨幣銀行和政治經濟學。1913年底，張公權經梁啟超推薦出任中國銀行（前身為大清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時，年長8歲的陳光甫，已在設於上海的江蘇銀行的監督（總經理）職位上幹了一年多。
兩人首度合作，是1915年陳光甫籌辦上海銀行之時。因與新任江蘇都督“辮帥”張勳意見不合，陳光甫被迫離開江蘇銀行，憤而自主創業。經浙江實業銀行董事長李銘（字馥孫）牽線，他與前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的遠房親戚、曾任洋行買辦多年的莊得之（江蘇武進人）為合夥發起人，莊氏出資2.2萬元，陳光甫出資5000元，共聯手7位股東，總股本10萬元。當年6月，上海銀行開幕之日，張公權以中國銀行名義一次存入7萬元（一說5萬元）。這筆活期存款稱“堆花”，有同行前來捧場討彩頭之意，按慣例，第二天即可取出，但張一直沒動這筆錢，等於變相注入了七成的新股本，後來他本人也成了這家新銀行的董事和股東。
當時官辦色彩較濃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實力雄厚不說，私營的浙江興業銀行總股本75萬元，鹽業銀行150萬元，中國通商銀行（盛宣懷1897年創辦的國內第一家華資銀行）250萬兩銀子（約合350萬銀元）。而在1915年全國新開業的7家銀行中，上海銀行因資本規模實在有限，人稱“小小銀行”。
上海銀行個頭雖小，但兩位主要創辦人莊得之、陳光甫的能量卻不小，他們與官僚、地主、買辦及前清遺老來往密切，利於廣泛兜攬存款。務實的陳光甫秉持“人嫌細微，我寧煩瑣”“人爭近利，我圖遠功”的理念，大小通吃，來者不拒。最有名的故事是，有人拿100元來要開100個戶頭，他指示“照開不誤”。
此時恰值一次大戰期間洋貨進口銳減，國內工商業繁榮，銀行存放款業務激增，開業第一年底，上海銀行的結餘存款即達57萬元。到1926年，更高達3244萬元，12年間增加了56倍。同期淨利潤355萬元，年均盈利率（資本與盈利之比）達20%以上。而早在1921年，上海銀行總股本也增至250萬元，比最初多了24倍。股東之中，江蘇省籍有名的實業家如南通張謇、無錫榮宗敬等赫然在列。
張公權雪中送炭，陳光甫亦不忘投桃報李。
話說袁世凱當政時期（1912年2月—1916年6月），擁有發鈔權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被袁視作兩大“錢袋子”，它們為軍政開支龐大而又財政拮據的北洋政府，前後墊資達數千萬元。交通銀行尤甚，1915年該行近九成半的放款（占同期存款總額七成以上），都借給袁世凱花在做“皇帝夢”上去了。1916年3月，袁氏稱帝失敗，民心動搖，交行京滬津各分行發生擠提風潮，時任國務總理的段祺瑞見勢不妙，下令兩大銀行全麵停兌，更引發金融市場混亂。
中國銀行上海分行正、副經理宋漢章（浙江寧波府餘姚人）與張公權，為銀行自身長遠前途著想，又自信已做充分的資金準備，有意抵製政府的停兌令。身為中國銀行董事的陳光甫力挺老友，聯手其他董事，以中國銀行商股股東聯合會的名義發表聲明，支持宋、張二人的主張，還動用自身人脈，積極爭取江蘇地方軍政要人的同情。
一番抗爭的結果是，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安然度過擠提風潮，聲譽大振，時年不滿28歲的張公權更一舉成名。惱怒的袁世凱曾下令逮捕他押解回京，激起輿論強烈反對，不久袁病亡，此事才不了了之。
鬥法蔣宋
1917年7月，梁啟超執掌段祺瑞內閣的財政部，經其力薦，張公權北上出任中國銀行副總裁（仍兼上海分行副經理）。因時任總裁王克敏（抗戰時投敵成為大漢奸）不管具體行務，張得以推行一係列內部革新，重點是逐步壓縮官股，大幅增加商股，實行股東會和董事會獨立管理，以擺脫北洋政府的控製。
到1923年，北洋政府手頭吃緊，不得不將所持該行官股500萬元出售，隻留下象征性的5萬元，而商股則超過1970萬元，官股商股達到1：400的懸殊比例。此時中國銀行名義上還是國家銀行，實際上已是商股的天下了。
經張公權近十年的勵精圖治，中國銀行業務達到鼎盛。截至1926年底，全行存款32848萬元，發行鈔票13742萬元，分別占全國25家主要華資銀行存款總額和發鈔總額的35%和60%。
1928年北伐勝利後，南京政府取代北洋政府，形式上大體統一了全國，宋子文出任財政部長。他想將中國銀行直接改組為新政府的“央行”，但要求官股重新享有主導地位，且銀行名稱也得改過來，張公權不願走回頭路，據理力爭。
據時人回憶，張公權跟宋子文一向不大合得來。宋留美多年，平日滿口英文，十足美國人自由不羈的做派，他看不慣張公權言行禮節圓熟周到的日式風格。張則以在銀行界資曆較深（他年長宋5歲，投身銀行業更早上十年），也不輕易買宋子文的賬，曾在日記中批評宋“少不更事”，搞財政無良策。至此，兩人矛盾愈加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