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周恩來曾親筆寫信邀他返回內地，上海銀行和中國銀行在北京開董事會，亦屢次請他出席，據說陳光甫本人表示過，願意回內地繼續投資，但遲遲未能成行。之後，內地的上海銀行比全行業提前三年公私合營（上海銀行香港及台北分行的業務繼續獨立經營），他一手創辦的中國旅行社也因業務慘淡於1954年結業，其香港分社改組的港中旅營業至今。此刻，這位年過七旬的老人也許終於明白，什麼叫“時代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銀行作為“官僚資本”被全麵接收，但仍列張公權為董事之一。而此時年屆花甲的他已悄然出國，先到了澳大利亞，後赴美國加州，在斯坦福大學等名校，以教書和做研究為業，1958年還出版了《通貨膨脹的螺旋形膨脹：1939—1950年的中國經驗》一書。
張公權出身名醫之家，大哥張君勱是民國時知名哲學家和政治活動家，小妹張幼儀是詩人徐誌摩第一任夫人，自己文筆也很好，故在寄居異國期間，應陳光甫之請，為其撰寫傳記，陳則不時給他以生活上的接濟。
這對結交整整一個甲子的“江浙財團”領袖，都得享高壽，活到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但他們始終未能葉落歸根，無緣親眼見證中國大地上正在萌動的又一次重大轉折。
假如他們知道，中國大地上曾長期背負沉重曆史包袱的“資本家”，有一天會變得再度吃香，不知將做何感想？
重審“江浙幫”
1927年4月9日，一個名叫“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的組織，在北伐軍剛剛占領半個月的上海正式成立。
在15名委員中，有寧波幫大佬虞洽卿、秦潤卿（號稱上海錢業第一人），湖州幫錢新之（後任交通銀行董事長）、陳其采（陳立夫陳果夫之叔，時任中國銀行杭州分行副行長），無錫幫吳震修（長期任職中國銀行，後為中國保險公司總經理），以及浙江嵊縣（現嵊州）人王曉籟（上海總商會會董，後創辦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等，個個都有來頭。而主任委員，正是上海銀行總經理陳光甫。
這個委員會的首要任務，是替重返上海灘的蔣介石籌措軍政經費。
當時國內政局遠未明朗，列強尚在觀望，蔣總司令不可能從外資銀行得到任何貸款，唯有指望財大氣粗的江浙老鄉們伸出援手。此際，上海銀行已頗具實力，陳光甫在金融和工商業界人望甚高，且與孔宋家族早有生意來往（他們都是上海銀行股東，孔祥熙還當上了董事），由他牽頭最合適不過。在這之前，陳已說動上海銀錢業先墊借了300萬元給北伐軍應急。
該委員會成立三天後，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實行血腥“清黨”，並決策定都南京。南京政府每月的軍政開支不下1000萬元，催錢的電報一個接一個發到上海。陳光甫拿著這些電報和蔣介石的親筆署名信，去找籌款的重點對象上海商業聯合會，最後讓商人們又拿出了500萬元。
其時，蔣介石還打算向國內資本最雄厚的中國銀行借款1000萬元，執掌中國銀行實權的張公權擔心消息傳出會引發擠提，雙方僵持不下。陳光甫利用私交做中間調停人，向張透露“內幕消息”：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即以加征2.5%附加關稅做擔保發行的債券）3000萬元即將出爐，中國銀行的借款無非是先墊一下，很快可收回。張公權這才硬著頭皮答應了給錢。
1927年5月1日，國庫券發行，經陳光甫及“財政委員會”積極運作，認購者全為江浙滬商界人士，具體分攤如下：上海銀錢業500萬元，上海商業聯合會300萬元，江浙兩省1200萬元，紳商700萬元，兩淮鹽商300萬元。其後半年，同類國庫券又連續發行兩次，總額4000萬元，大部分還是江浙滬商人埋單。剛剛定都南京的蔣介石政權得到這些巨款支持，真如久旱逢甘霖。
張公權雖非該委員會一員，但北伐軍出征之前，他觀察時局，預感到須與氣勢甚旺的南方勢力搞好關係。早在1924年孫中山在廣東發起中央銀行時，行長宋子文托人傳話，盼中國銀行借款200萬元做準備金，張公權批複可借50萬元。作為回報，後來北伐軍所到之處，對沿途中國銀行分支行的業務和人員都予以保護。
1926年5月，即北伐正式展開前夕，連任中國銀行副總裁的張公權在股東會上提議，領導人應分駐京滬兩地，他借機南下，回到上海。當時社會上有“軍事北伐，政治南伐”之說，張公權在北方10年，曾任北京銀行公會會長，與北方政商界人士熟稔，更結識張群等北方國民黨人，此際便成為促進南北商界合流的重要推手。“四一二事變”前後，蔣介石決意向中國銀行“獅子大開口”，或許正是利用了張公權政治態度上的微妙變化。
在後來海峽兩岸的中國現代曆史教科書上，總共存在不到兩個半月的“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1927年6月21日結束），以及陳光甫、虞洽卿、張公權等人代表的工商資本集團，因為在特定的轉折關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都或多或少會留下一筆。至於是叫作“江浙財團”還是“江浙財閥”，就要視編寫者的政治立場而定了。
以今視昔，拋開一時一地的政見之爭，當年江浙工商資本家階層擔心激烈的工農運動和“赤化”風潮，衝擊他們的正常業務經營，而對與其主張較接近的蔣氏新興政權加以扶助，應該也屬於合乎經濟理性的選擇。
除虞洽卿抗戰勝利前夕在重慶逝世外，上麵提及的“江浙財團”骨幹，均活到了1949年以後，在又一次曆史轉折關頭，他們不可避免地要做出“是去是留”的人生抉擇。秦潤卿、吳震修、王曉籟留在中國大陸，錢新之和陳其采去了中國台灣，至於陳光甫和張公權這對終生好友，一個常住中國香港，一個漂泊海外。